拆借大量港幣，同時在外匯市場上利用遠期合約拋空港幣；其次，在股票市場上，借入恒生指數成分股票，同時在股指期貨市場持續拋空恒生指數合約；最後，大肆散佈香港經濟不堪一擊的謠言，動搖投資者對港元的信心。”

“以對沖基金為首的金融大鱷的這場豪賭直指香港的聯絡匯率制度。國際炒家顯然在資產泡沫中發現了這一機會，他們會賣空本地股票同時賣出港幣遠期的雙重操作手法，基本上能夠兩頭獲利——如果貨幣當局維護聯絡匯率制，那麼本地股市暴跌，會使投機者在股市大賺一把；如果貨幣當局任由聯絡匯率崩潰，那麼港幣貶值及隨之而來的本地股市崩潰更會使投機者在匯市和股市雙重獲利。”

“這樣的後果是香港不能承受的，如果任由發展，香港最終會‘一夜回到數十年前’的經濟深淵，而要反擊，那就是違背自由經濟的原則，這有悖於香港自由港的定位，會遭到了世界乃至香港輿論的廣泛抨擊，但是政府入市干預，我們要看是利大於弊還是利大於弊，顯然入市干預的利遠大於弊，既然這些國際炒家利用規則的漏洞，這能是道義之舉？既然這樣的行為很卑劣，那我們為什麼還要墨守成規，那麼為什麼我們就不能採取非傳統的方式入市干預？這就像一個正流血不止的傷員，又不能獲得輸血，而施暴者卻不允許其自行療傷，這不是笑話嗎，如果受害者任由自己流血而亡，那豈不是也太教條受害者有權綁上止血帶自行止血，者有權做任何它認為正確的事情，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甚至發起反擊也沒有什麼不妥，正所謂來而不往非禮也，非常之時需用非常之策，危急時刻，最大膽的行動反而可能風險最小值。

也許有人會講，這樣的措施並不符合‘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基於新古典主義關於完美市場的假設：政府不干預市場，健全的市場要求貿易自由化、良好的宏觀經濟政策、準確的定價、國有企業私有化及民主的普及。這一共識也增大了金融部門的透明度，推動了更好的公共治理與私人治理。OECD、WTO、IMF和世界銀行等全球性機構將這一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推廣到了全世界。

而東亞那些經濟發展最成功的國家均沒有遵循這一發展戰略：政府扮演了積極的角色，採取種種措施普及教育、推動科技發展、刺激儲蓄增加以及對收入進行再分配。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華盛頓共識基本上是一套基於西方市場經濟的制度組合，其中產權基礎設施比如執行正常的司法體系、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成熟的金融監管能力，以及強大的風險管理水平被認為理所當然地存在，於是經濟學家們就誤以為只要一個國家或地區具備了改革的政治意願，再加上他們的好建議，那麼該國或地區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甚至金融改革的目標的實現簡直易如反掌。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了重要一點，那就是所有的制度包括市場自身都是路徑依賴的，必需建立在一國或地區已有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結構之上；而社會制度結構的變遷要比理論假設的要慢得多，也難得多。一旦理論假設錯誤，其推匯出的結論以及形成的政策建議也就失去了立足之本了。

這一點在俄羅斯體現得最為明顯，天真的前蘇聯經濟學家依據這一理論實施了制度改革，儘管有西方大量的經濟和技術援助，這一實踐仍然歸於失敗。那些盲目遵從市場正統理論的人中，不乏一些頂尖的理論學家，全都未能理解市場正常執行的前提條件是健全的司法和監管機構的存在，結果導致俄羅斯也是倒退數十年。

不幸的是，這套錯誤的藥方，曾經在亞洲新興市場風靡一時，對亞洲金融危機的形成和加劇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些新興市場國家不得不吞下苦果，而那些開藥方的經濟學博士們則依然過著體面而榮耀的生活。

‘華盛頓共識‘也忽視了國家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絡，孤立地看待每一個國家。同時，‘華盛頓共識’還過於低估了流動性帶來的危險，忽略了亞洲經濟體收支平衡表固有的脆弱性，後者的表現就是資本的大進大出。當然，亞洲一些經濟體自身也低估了國際資本流動的變化無常；而‘華盛頓共識’甚至錯上加錯地信奉資本快速流動的經濟效率，而忽略其帶來的致命危害，從而給那些國際炒家獲得了輕而易舉的機會。而當這些國際炒家張開血盆大口的時候，這些國家卻顯得手足無措。所以對於這樣的東西，思考而不迷信，才是客觀的，與‘華盛頓共識’相反，我覺得的‘網路理論’來說，那就是每個經濟體的都是一個‘網路節點’，經濟體之間都存在著‘連結’。在這樣一個經濟網路中，要實現網路的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