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管如何，他的心裡都有一種從來沒有的惶然

詹繼東惶惶不安，而陸政東正如梁先學所想的那樣，目光確實沒太多的放在詹繼東身上，現在的詹繼東已經難有翻身重新具備較強實力的機會，沒有機會他就沒有本錢和資格。

陸政東所想的是更高更遠的事情，到了現在這個時候，雖然說他現在依然要立足於貝湖，要打好這個基礎，但也要站在更高的角度思考一些問題，不管是在貝湖或者調到其他地方或者調到京城，他都要思考一些工作的方向，尋找一些突破口。

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來，取得的成就毋庸置疑，但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也並不輕鬆，一些當初就棘手的問題一直沒得到很好的解決，一直拖到現在，越積累越難解決，而且發展本身也會產生一系列問題，這是必然的，也正是因為如此，有人講改革逐漸進入深水區和攻堅克難階段。

從經濟層面來講，必須要進一步對政府削權，減少審批環節和事項，簡政放權，把應該由市場去調節的交給市場。

從某種意義上講，國內依然是大政府小市場，政府管得太寬太細，實際上有時候是越庖代廚，不但效果不好，而且權力過於集中也會產生一系列的問題，最為突出的便是權力尋租導致的權錢交易權色交易等等腐敗。

還有一點必須要改變幹部的考核機制，現在的幹部考核主要還是以GDP為主，絕大多數地方黨政主要領導的八成精力用於招商引資快速提升GDP的活動，招商引資層層下任務。無論是東部沿海地區還是內陸腹地，不論經濟實力強弱，也不論已有的外來投資多寡，在GDP和財政收入“持續增長”壓力下，不少地方政府對主導招商引資活動有增無減。

有的幹部戲言，現在招商引資競爭不是‘大魚吃小魚’的問題，而是‘快魚吃慢魚’，一些地方政府在發展的過程中以行政行為為主導，讓利“過度”，在以發展為藉口下頻頻撞擊稅收、土地等政策“紅線”，依靠行政力量擴大投資規模，衝擊市場公平，此種行為將嚴重削弱國家經濟轉型的努力。

政府是公共權力的行使者，具有調動很多資源的權力。政府“越位”直接參與經濟後，為了追求政績和規模。容易破壞正常的市場規則，扭曲市場經濟體制下應有的公平、公正、公開等基本原則，以及政府在社會經濟發展中應具有的基本職能。

改變以往政府直接干預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更多地採用經濟、法律等手段來調控社會經濟發展，是國家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完善過程中一個發展趨勢和必然選擇，這也是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方面。

而在改革政府的審批權和幹部考核機制中，其中的主體幹部也不能不進行改革。

陸政東之所以致力於公務員制度研究，顯然因為他覺得現行的公務員制度是存在問題的。

過去的舊中國，一律將公務員稱為官，而解放後，給了公務員一個全新的名稱，叫幹部。在共和國的創立者心目中，公務員只有工作職責的區別，而沒有地位的差別，至少在幹部這個層面，是完全平等的。

但在實際工作過程中，差別永遠是存在的，最大的區別在於決策和執行。

一個領導幹部，如果既是決策者，又是執行者，且不說工作效率會受到影響，工作程式也會完全混亂。目前，政治體制存在的最大問題，恰恰是決策者和執行者界定不清，很容易就混為一體，相互交叉甚至彼此爭權。

共和國成立之初，將幹部劃分二十四個行政級別，最低的是行政二十四級，最高的是行政一級。

這種行政分級制度，實際已經向西方的公務員制度靠攏，與傳統的九品制相比，已經進步。

改革開放以後，進行了工資改革，而新的工資改革方案，並沒有與行政二十四級掛鉤，二十四級制也就終止了。

仍然存在的，是此前與二十四級制並行的五級行政制，也就是現在人們通常所說的，國家級、省部級、廳局級、處級和科級。每一級，又分為兩級，實際是十級，再加上不屬於行政級別的股級。

這種分級，顯然存在很大問題。第一大問題，決策者和執行者混為一談，沒有區別。第二大問題，越往上，級別的跨度越大，升級的難度也越大，最後形成了一人一級的局面，而這所謂的一人一級，又不是公務員體系的制度性規定，變成了一種人為的東西。權力結構的隨意性，導致了決策和執行的隨意性。

此外，還有一個大問題，是自共和國建立以來，就沒有解決也從未提上解決日程的，那就是，只有少數人能夠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