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進屋，他就首先問我：“你看了有什麼疑問？”我提出兩個問題：一是，有的卡片，看不出與靖難有什麼關係，不知何以也收入？二是，怎麼知道哪些書裡有著關於靖難的材料？辰伯師說：這得先有一點基礎，大略知道明初的政治概況；其次要看看史部目錄的書，按圖索驥；再其次要聯絡思考，讀書得間。他舉許多例子，反覆譬喻。接著，又著重地說：“有了這些材料，還不等於有了學問。這只是第一步工夫。必須更進一步，研究這些材料，審查真偽，消除牴牾，分析取捨；然後運用匠心，構思組織，下筆屬文。”他拿出一篇他的關於靖難之役的文章給我，說：“我這篇文章用的就是這些材料。你帶去看看我是怎樣做的。文章並不滿意，但方法就是這樣了。這方法我是經過摸索才得到的，你們用不著再摸索了，還可以加以改進呢。”過了兩天我送還文章時，他又把他自己收集裝訂成冊的論文集，一冊一冊地借給我讀。我每讀一兩篇就去向他陳述並就正我的體會。他不惜舌敝唇焦地給我講寫作的用心和過程，所遇到的困難，以及修改易稿的原因……他的這一切教導，給我大開茅塞，終身受益，嘉惠不可言喻。我何幸得遇這樣的良師！現在，四十多個春秋逝去了，然而他的教誨，他的音容，仍然如在耳際目前。它在我的心版上是銘記得多麼深刻，多麼新鮮啊！

李埏　心喪，憶辰伯師（3）

這年將盡，辰伯師移居護國門內白果巷四號。因為辰伯師的母親弟妹和袁震同志都將避地到昆明來，所以租賃了這一小院房子，共大小十間，正屋三間有樓。辰伯師和親屬都住在樓下和耳房裡；樓上一直是借供朋友使用。那時，西南聯大、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北平研究院等單位先後遷昆，辰伯師的一些朋友隨而遷來。有的一時租不到房子，就到辰伯師寓所暫住。辰伯師好客，寧可自家擠一點，將樓上留給朋友住。我記得，顧頡剛先生、張蔭麟先生都先後在那裡住過。

1939年後，辰伯師忙碌起來了。親屬到齊，舉家共八口，單張羅日常生活就夠忙的。而袁震同志久患肺結核未痊癒，須臥床靜養，她的護理，全由辰伯師躬親；弟弟妹妹還正在上學；母親不唯年事高，而且不諳昆明話；因此，許多家務都得辰伯師管。加上來滇的友人日益增多，不免接待往還，還常常為朋友奔波，有時竟連飯也顧不上吃。可是，雖然如此，他仍然認真地備課授課，從不告假；著書撰文，也始終堅持不懈。《由僧缽到皇權》（又名為《明太祖》，後易名為《朱元璋傳》）就是這時開始屬稿的。此外，遇有學術活動，他總是熱情地支援，積極地參加，常提供寓所供活動使用。他的寓所因而被朋友們戲稱為“陋巷小沙龍”。他在北平時，和一些年輕的史學家建立了一個學術組織，叫做“史學研究會”。七七事變，研究會活動暫時中斷。這時，成員中的張蔭麟、羅爾綱、孫毓棠……諸先生都到了昆明。於是研究會又恢復活動《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2期載夏鼐先生的《我所知道的史學家吳晗同志》一文說：史學研究會在七七事變後就“壽終正寢”了。此說不確，想系夏先生當時不在昆明，因而致誤。，舉行年會，並接納新會員。1939年的年會就在辰伯師的寓所舉行，我和繆鸞和、王崇武等四人同由辰伯師介紹入會，參加了這次年會。研究會還在昆明《中央日報》上編了一個純學術性刊物，叫做《史學》，由孫毓棠先生主編。辰伯師以“燕肅”筆名，為這個刊物撰寫了一些稿子。1938年9月，日機開始空襲昆明。第二年春節後，空襲越來越頻仍。市區多次遭轟炸，傷亡慘重。白果巷位於市區中心。袁震同志臥病，太夫人步履維艱，根本無法“跑警報”。每次空襲，辰伯師都只好陪著兩位女眷閉門靜坐，置生死於度外。雨季過後，空襲更厲害了，市民們紛紛疏散鄉下。但疏散談何容易，哪個村子可以租到房屋呢。幾經友好襄助，辰伯師終於在昆明東北郊落索坡找到一所房子。那是一座墓地祠堂，孤懸在半山上，到最近的村落也有一段路，雞犬之聲不聞。進城，只能徒步，得走二十多華里。這裡雖然風景絕佳，但生活上不方便，治安也堪虞。幸好，梁方仲、湯象龍、謝文通三先生也因無處疏散，和辰伯師一同遷往。四家人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才算勉強湊合。辰伯師在這裡住了一年多。1940年秋，因赴四川敘永西南聯大分校執教才離去。

這段時期，辰伯師的經濟狀況嚴重地惡化了。他在清華上學時是一個窮學生，全靠半工半讀完成學業。畢業後留校任教員，有了薪給，但又要供弟妹上學，仍然很拮据。到昆明的頭一年，恐怕是他解放前的半生中景況最好的時候了。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