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一股熱流透過我的全身。樸素的話語中流露出對民族、對祖國的熱愛，懇切的表情上閃露出對勝利的信心。他不倦地談著，他越談下去，我們也越感到溫暖，越充滿信心。我的整個心都被他吸引去了。我忘記了周圍的一切，我忘記了時間的早遲。我忘記了洞外的雪。忘記了洞內陰暗的甬道。忘記了汽車的顛簸，忘記了回去時滑腳的山路。我甚至忘記了我們在國內聽到的志願軍過去作戰的艱苦。我只看見眼前這樣一個人。他坐得那麼安穩，他的態度是那麼堅定，他忽然發出了快樂的笑聲。這時候我覺得他就是勝利的化身了。我們真可以放心地把一切都交給他，甚至於自己的生命。我相信別的同志也有這種感覺。我們的這種尊崇的表情一定讓他看出來了，所以他接著說：‘作戰主要靠兵，自古以來兵強第一。強將不過是利益和士兵利益一致的指揮員。指揮員好比樂隊的指揮，有好的樂隊沒有好的指揮固然不行，可是單有好的指揮沒有好的樂隊也不行。個人要是不能代表絕大多數群眾的利益，他便是很緲小的。’。。。。。。。。。”

巴金讀到這裡落淚了。因為這篇稿件讓他在二十多年以後重溫，心情竟然是沉痛的。因為他清醒地知道當年在朝鮮坑道里接見他們的彭德懷司令員，如今早已不在人世了。他也和自己一樣遭受過非人的待遇。想起彭德懷在那場風暴中的慘死，巴金忽然感到自己反而是一個幸運者了。

巴金現在想起來，當年他把那篇文章寫成後，又應邀參加了志願軍司令部歡迎“細菌戰調查團”的大會。就在這次會上，巴金又一次見到了彭德懷，再次聽這位湖南籍將軍講的話。他晚上回到駐地，又把前天晚上寫好的《我們見到了彭德懷司令員》一稿進行了補充。他把今天在會上聽到的彭德懷講話，加入了前一篇文章。他認為這樣才讓文稿更加豐富了。巴金並不是簡單從事的人，為了慎重，他又把這篇文稿交給身邊的同志們傳閱，徵求意見以後才交給新華社的同志回國內發表。

讓巴金十分意外的是，他沒有想到自己寫的稿子，居然驚動了戰事繁忙，軍馬倥傯的彭大將軍。巴金更沒想到彭德懷會給自己寫來一封親筆信。原來彭德懷是看到新華社轉交他親自審閱的稿件後，才決定向文章的作者說幾句話的。他希望巴金對這篇文稿加以修改。彭德懷這樣寫道：

巴金同志：

“像長者對子弟講話”一句改為“像和睦家庭中親人談話似的”。我很希望這樣改一下，不知允許否？其次，我是一個很渺小的人，把我寫得太大了，使我有些害怕！致以

同志之禮！

彭德懷

三月二十八日

巴金很感動。他沒想到彭德懷會如此謙遜，如此虛懷若谷。他知道彭德懷的意見是對的，所以馬上就對自己的文章作了訂正。

“我要振奮起來，一定要利用倖存者的有限時間，再給讀者們做一點事情。我要重新拿起筆來，寫一些我熟悉的人和事，”巴金想起他在受到“專政”期間，就是因為這篇題為《我們見到了彭德懷司令員》的文章，曾經受到造反派無數次的質問與刁難。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這篇幾千字的文稿還被造反派當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受到批判。上海一張報紙上還刊載了一篇《評彭德懷和巴金的一次反革命勾結》的文章，就是直接對巴金寫的《我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而來的。

在冥冥中與彭德懷對話（4）

有人甚至說他是在為一個右傾機會主義者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塗脂抹粉！在那漫天烏雲散盡之後，巴金忽然感到自己當年在戰地寫下的稿子，是一種自豪！他能夠有幸為彭德懷這樣的當代英雄大唱讚歌，莫非不是一種驕傲嗎？

也是在那些被退回來的查抄之物中，巴金看到了他當年在朝鮮歸來寫的小說稿《三同志》。這無疑也是一篇來自真實生活的作品，那是巴金在朝鮮戰地採訪和“深入生活”過程中，從無數志願軍戰士的群像中發現的先進典型。

從朝鮮回到上海以後，他用一個月的時間，醮著淚水用筆寫下了這篇《三同志》。然而，由於“文革”前夕他的社會活動過於繁忙，所以始終沒有時間加以潤飾及修改。這樣，《三同志》便始終沒有拿出來發表。現在，巴金把這歷經劫難竟沒有丟失的《三同志》反覆看了一遍，他忽然感到這應該感謝那些來家裡查抄的紅衛兵小將們了。如果沒有他們的保護，在“文革”中他也許早把這樣的稿子付之一炬了。而《三同志》居然倖免於劫，這實在是不幸中的萬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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