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謂感到有些不敢承受。可是，這樣的評價畢竟是現實，一個任何人都悄得不承認和接受的現實。

真是喜事接連而至，巴金返回上海後，發現在二樓書房的書桌上放著一捆剛剛從香港寄來的新書。老人急忙開啟一看，竟然是他《隨想錄》的第一本集子，由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出版了。在巴金看來這本集子要比一千個稱號都重要。因為這才是他晚年心儀的工程之一。在年末歲尾，巴金的《爝火集》也出版了。有那麼多新書放在他的書房裡，給這本來排滿書刊的二樓上，平添了一股淡淡的喜氣。

1980年春節過後，巴金就出訪日本。

日本留給巴金心中留下的當然不都是好印象。戰前他是從書刊和自己長輩口中，瞭解這一衣帶水的鄰國。後來風華正茂的巴金終於來到了日本，那時他為什麼要一個人隻身離開戰時的上海，出現在這陌生的日本呢？

巴金是這樣回顧往事的：“我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下旬到橫濱的。我怎樣到日本去，在最近修改過的《關於〈長生塔〉》這篇文章裡已經講過了。至於為什麼要去日本？唯一的理由是學習日文。我十六、七歲時，就在成都學過日文。我兩個叔父在光緒時期留學日本，回國以後常常談起那邊的生活。我們對一些新奇事物也頗感興趣。後來我讀到魯迅、夏丐尊他們翻譯的日本小說，對日本文學發生愛好，又開始自學日文，或者請懂日語的朋友教我認一些單字，學幾句普通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