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傳遞如此拖沓緩慢，無怪乎有識之士感嘆不已：“畿輔重地，洩洩如此，痛哉！”山西地方政府運轉不靈，直接影響了朝廷最高當局的戰略決策，使得李建泰“代帝出征”終於成為無的放矢的馬後炮。

朝廷方面沒有確切的軍事情報，把北京的防守重點放在南翼——太行山至真定、保定一線，忽視了北翼——大同、宣府一線，想當然地以為有重兵扼守，確保無虞。皇帝的決策就是建立在兵部的錯誤分析基礎上的，他命令李建泰出征的第一步——南下保定，就是考慮“朝廷之憂”在保定，而不是在宣府、大同；即使保定失守，還可以徵調宣大的軍隊來保衛京師。

這種判斷與實際情況完全不符，即使李建泰出征卓有成效，也難以確保京師安全，充其量只能抵擋劉芳亮這支偏師。況且李建泰並不想誓死保衛山西，他的行為不過是一種政治姿態，虛張聲勢而已。他帶了一千五百名禁軍，在保定一帶的糧餉補給都要就地解決，地方官害怕他來徵兵索餉，都拒絕他的人馬進城，弄得堂堂督師大臣威信掃地。在此之前，御史衛禎固就向皇帝指出：一兵一餉專倚本地，何以居重馭輕？在他看來，“輔臣不足恃，國事不可諉”。那意思是，不要過於寄希望於李建泰的出征。後來事態的發展果然如此。

李建泰本人並非忠勇之輩，他請求“代帝出征”，名義上是為帝分憂，實際上是為了挽救自己家鄉富甲一方的財產，正如《明史·李建泰傳》所說：“李自成逼山西，（李）建泰慮鄉邦被禍，而家富於資，可藉以佐軍，毅然有滅賊志。”但是，當他還在從保定府向真定府、順德府進發，還沒有望到山西的大地時，他的家鄉曲沃就陷落了。這樣，他挽救家鄉的動機，完全沒有了著落，像洩氣的皮球，幾天前在皇帝面前所說的豪言壯語，一下子拋到九霄雲外去了。他知道山西局面已經無法收拾，不想再去以卵擊石。從此以後，李建泰無心西進，一直徘徊在北京南面，觀望形勢，敷衍了事。

對李建泰寄予厚望的朱由檢，聽說真定已經被農民軍攻陷，以為李建泰已經“為國捐軀”了。二月二十八日，他召見兵部尚書張縉彥，向他核實這一情況。

張縉彥回答：不曾聽說。

朱由檢有點光火，指責道：朕都已經知道了，你為什麼還要隱瞞？

張縉彥回答：沒有看到塘報。

朱由檢說：真定已經陷落，當然不可能傳出塘報。兵部為什麼不派人去偵察？

張縉彥的回答更加莫名其妙：派人偵察，需要錢糧，兵部沒有錢糧，無法偵察。

朱由檢聽了這樣的回答，氣得無話可說，推案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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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征、南遷、勤王，一籌莫展（4）

堂堂兵部掌握軍事中樞之職，居然藉口窮到無力派遣探子的地步，豈非荒唐之極！不過更為荒唐的是，皇帝得到李建泰“為國捐軀”的訊息，純屬子虛烏有之事。真定陷落是在二月二十三日，三月初三，這個李建泰居然向皇帝建議“南遷”（從北京前往南京避難），說明他還活著，謊言不攻自破。但是，李建泰“代帝出征”的牛皮，也因此而破滅了。

不僅牛皮破滅，而且下場極不光彩。劉芳亮指揮農民軍，很快攻陷真定，李建泰逃往保定。三月十三日，劉芳亮包圍保定城，他沒有絲毫抵抗，派遣中軍郭中傑出城，宣佈投降，自己也當了俘虜，皇帝賜予的敕書、督師大印、尚方寶劍，統統被農民軍付之一炬。儀式隆重的“代帝出征”，就以這種形式宣告破產，恐怕是任何人都難以預料的。

更加難以預料的是李建泰日後的勾當。據說，他後來投降李自成，曾經擔任大順政權的丞相之職；李自成從北京撤退後，他和謝陞、馮銓等明朝高官一起投降清朝，成為清朝的內院大學士。看來，這個身長七尺，滿臉鬍鬚的山西大漢，竟然是一個貪生怕死之徒，為了活命，見風使舵，朝秦暮楚，沒有一點風骨氣節可言。朱由檢要這種人“代帝出征”，還指望他“早蕩妖氛”、“旋師奏凱”，不是白日做夢嗎？

舉棋不定的“南遷之議”

既然“代帝出征”徒有虛名，不過是官樣文章，北京岌岌可危，於是乎一些官員就提出遷都南京的建議。這是極不光彩的一步，他們為了掩飾這種不光彩，把它說成是“徐圖恢復”的應急方案。史家們都以為首先提出“南遷之議”的是李明睿，其實不然。

首先提出“南遷之議”的不是別人，恰恰是皇帝朱由檢自己。那還是在周延儒擔任內閣首輔時，朱由檢鑑於內外交困，清軍多次兵臨北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