鋒軍隊五十萬，百萬大軍隨後跟進。為此特地通告各地文武官員，應該認清形勢，早日獻城投降。繼續執迷不悟的官員，各地民眾把他們制服，交給我們，不僅可以得到獎賞，而且可以保住各處百姓性命。如果敢於頑抗，我軍所到之處，玉石不分，予以殲滅。

這道檄文，並非虛張聲勢的恫嚇之詞。農民軍前鋒部隊已經從陝西韓城與山西河津之間渡過黃河，分路進入山西。在平陽府指揮守衛黃河沿線的山西巡撫蔡懋德，一看對手來勢兇猛，趕忙退入省城太原。三晉大地，風聲鶴唳，守軍望風披靡。

當時朝廷上下對於這一重大軍事態勢，沒有確切的情報，竟然以為是譁變士兵的騷擾。內閣輔臣對於山西官員的報告，一概輕描淡寫，不予理會。他們代替皇帝起草的諭旨這樣寫道：“用心堵截，以匹馬不入為功。”那意思是說，只要小心地把他們堵截在山西，不讓他們進入京畿地區，就可以了。新科進士程源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向給事中光時亨等人建議，應該儘快向內閣輔臣陳演、魏藻德提醒，山西的形勢岌岌可危。然而光時亨等人不以為然。

就在這種形勢下，人們迎來了崇禎十七年（1644）的春節。正月初一，北京城內大風呼嘯，出現了罕見的沙塵暴，當時人的描寫是這樣的：“飛沙咫尺不見，日無光。”一些講究迷信的官員以為是不祥之兆，占卜一卦，卦文上說，將有“暴兵破城”之災。

這一天的元旦早朝，朱由檢照例接受群臣的朝賀，實際上是一種拜年儀式。退朝以後，他也為正月初一這樣的吉慶日子出現異樣氣象，十分擔憂，只能乞靈於天，請來道士扶乩。沐浴焚香以後，他向上天祈禱：現今天下大亂，請求神仙下凡，直言朕的江山得失，不必隱諱。

道士作法一番，神仙的話語就出現在沙盤上了，居然是一首打油詩：帝問天下事，官貪吏要錢。

八方七處亂，十灶九無煙。

黎民苦中苦，乾坤顛倒顛。

干戈從此起，休想太平年。朱由檢原本想聽到一些吉利的話語，沒有想到如此晦氣，自討沒趣，一句話也不說，出去了。他沒有料到，道士胡謅的“休想太平年”，竟然一語成讖。

就在同一天，在西安城內出現了“休想太平年”的異樣景象。李自成稱王，改國號為大順，改年號為永昌，也就是說，把大明崇禎十七年改為大順永昌元年，正式表明要和明朝分庭抗禮，改朝換代，取而代之。正月初三，李自成決定，長驅直入，進軍北京。只留下少數軍隊留守西安，主力部隊傾巢出動。一路由李自成、劉宗敏統領，由平陽攻打太原、寧武、大同、陽和、宣府、居庸關；另一路由劉芳亮統領，沿黃河北岸攻打懷慶、潞安、衛輝、彰德、大名、保定，對北京形成夾擊之勢。

按理說，年輕將領劉芳亮指揮的一路，明朝軍隊的防禦最為薄弱，從南面迂迴包抄北京，不會遇到多大的抵抗。但是，李自成卻把精銳部隊佈置在北路，由自己親自指揮，從大同、宣化、居庸關直搗北京。這一線是長城要塞，明朝佈置了精兵強將，攻城略地並非易事。李自成的戰略方針十分明確，在北京的外圍消滅明朝的有生力量，一旦兵臨北京城下，明朝再無援軍可以徵調，拿下北京猶如探囊取物。劉芳亮只是迂迴佯攻，起到牽制作用，與北路遙相呼應。客觀地說，這一戰略方針是高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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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征、南遷、勤王，一籌莫展（2）

吳偉業在《綏寇紀略》中對此有這樣的評論：李自成已經攻破太原，越過太行山，經過真定、保定，可以直接進攻北京。為什麼要先去攻打寧武關、雁門關？那是因為宣府、大同聚集了全國的精兵，如果從真定、保定攻打北京，宣府、大同的精兵必定回援北京。因此，僅僅派出偏師進入河北，集中主力越過寧武關、雁門關攻打大同、宣府，把這兩鎮的精兵殲滅後，轉而進攻居庸關，已無“勤王之師”可調，北京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終於落入他們的掌中。梅村先生的這種分析，在無可奈何中透露出理性的一面，很有見地。事實也正是如此。

沒有料到的是，戰略重鎮太原、寧武、大同、宣府等地的守軍，竟然不堪一擊，一觸即潰。什麼道理？長期積累的弊政導致的總崩潰。從嘉靖年間以來，邊防軍拖欠軍餉的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士氣低落到了極點，在農民軍的強大壓力下，迅速土崩瓦解。

李自成的軍隊正月二十三日攻下平陽，二月初二進至汾州，七月攻下太原，七月十五日由太原北上，在寧武關受到總兵周遇吉的抵抗。大同總兵姜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