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有重大影響的時期，1904年他到哥倫比亞大學教書。

宋驍飛和杜威的會見，在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的一間教授辦公室。這辦公室時學院分給杜威的，很普通。也就二十幾平方米，兩人進行了深入交談。席慕青也在現場。

宋驍飛謙虛地向杜威請教：“杜教授，現在很多中國官員。認為批判或批評中國，就是摸黑中國，你怎麼看待批判精神？”

杜威笑著說：“其實，批判精神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誌之一。自人類擁有了批判精神，就彷彿掌握了普羅米修斯盜來的生命之火。正是這把熊熊燃起的火，有力地推動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一個民族、一種文化能否樹立起真正意義上的批判精神，是其成為能否真正鼓勵創新、鼓勵社會進步和發展的關鍵所在。批判和批評還不大一樣。”

宋驍飛問：“你說批判和批評不一樣？”

杜威回答說：“是的，批判，是站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對歷史或現實作甄別和審視，對人或事進行分析和解剖，以期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其最終目的是為了更好的發展，其著眼點是廣闊的未來。批判還需要一定的條件。”

宋驍飛問：“什麼條件？言論自由？”

“是的。”杜威說：“批判還需要知識分子的思想、人格和精神獨立，並且，批判必須要講究邏輯！不能風馬牛不相及地亂批評。實際上不管大總統你承認與否，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是一個宏大的批判過程。達爾文的進化論，我們不妨看作是生物發展對自身的批判，只不過這種批判已經自然化了，顯不出其主動性和意識性來。人類社會的批判走的是一個相對短暫的過程。朝代的延續，社會的更替，感謝上帝，直到今天走的仍是一個逐步朝向高階的過程。無疑，這一切都是因了批判的存在。”

宋驍飛說：“你把批判的意義說得太過了吧？再偉大的知識分子，他的知識和經驗也是有限的。不一定就是真理呀。知識分子身上，往往有一些致命的自負呀。”

“是的。”杜威說：“我剛才確實誇大了批判精神的意義，但批判，是知識分子唯一的武器，實在是人類社會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批判所要面對的，既有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又有愚昧的被統治者。前者掌握生殺大權，後者有潮水般的守舊思維，也會殺人。批判的艱難之旅，往往就是這樣驚險地開始。而這些都還不是批判最可怕的敵人，批判者最可怕的敵人是人類的劣根性，人類的劣根性實在不少，無知，嫉妒，自私……有時候先知者往往會被石頭砸死。但是，沒有批判精神的人類，與木偶無異；沒有批判精神的社會，是羊群的聚居地；沒有批判精神的民族，註定要落後捱打；沒有批判精神的人，不是完整意義上的人。”

宋驍飛和容蓉聽了，都很贊同杜威的意見。宋驍飛訪問完哥倫比亞大學，覺得美國的文化確實有很多東西，比如就像批判精神，值得中國好好學習，他也開始考慮中華文明革新的大問題。他在想，必須讓科學和民主成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他便和席幕青在美國考察了一段時間，為回國以後的改革做準備。

這一考察，宋驍飛發現了中華文明到現代社會的一個重大缺陷：由於傳統儒家思想以禮制等形式幾乎無處不在地管轄著人們，幾部哲學史或思想史，如四書五經，在文化學術界的地位和影響便超過了其他任何文學史、文化史以及經濟史、政治史等。而人們的現代生活，卻往往最需要法律、經濟、文明政治來調和各種利益，這時，傳統思想就走向了遠離現實經濟的抽象玄思。也就是說，中國傳統文明，不是從現實中來的，而是從所謂的聖人的腦子中構建的。簡單地說，中國人習慣於腦子裡先有一個理想的社會，然後用所謂的禮制和道德去規範人們的一切行為，包括經濟行為，企圖建立一個烏托邦的道德社會，然而這個道德社會不考慮現實中人們的各種利益衝突，最終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與現實矛盾，大家都講道德而不講利益分配的公開規則（常常以法律形式表現），最後偽君子盛行。

而美國人恰恰相反，美國人務實，人們發現是現實的經濟而不是思想引領社會，以至支配政治的動力，經濟活動已成為社會的中心和人們關切的焦點，整個美國文化便是從現實的利益規範中來的，是法治文化，所以美國的政治學、經濟學等都很發達。大家都講公開的規則，而道德在個人領域被極大壓縮，最後反而是美國文化，從實際出發，有一種強大的攝取人心的力量。所以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才被很多美國人奉為圭臬，大放異彩！

除了華盛頓，紐約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