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強調的卻是真正的學術，“在*救國復國上，的的確確可以有幫助”。

胡適舉了法國的巴士德為例子，說“研究微生物”有成的巴士德，得以促成了蠶種、釀酒的改良，牲畜瘟疫的防治；而在研究蔗種上有很大貢獻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李先聞，則是他舉的第二個例子。所以，胡適認為：“我們的任務，還是應該走學術的路……”言下之意，要怎麼樣走“學術的路”，其實是學術界自己的事，與政治領域最高領導者無關；在學術的世界裡，蔣介石不會也是“一言九鼎”的領袖。

從大脈絡來說，胡適對蔣介石，實在不盡滿意；只是，在時代的變局裡，跟隨蔣卻是“無可奈何”的抉擇。*軍隊渡過長江時，胡適公開表示對政府予以“道義力量來支援”；到了臺灣之後，胡適也儘可能對蔣介石提出各式各樣的意見。遺憾的是，蔣介石對胡適，往往“表裡不一”。比如，胡適於1952年9月15日致函蔣介石，主張“國民黨應廢止總裁制”和“國民黨可以自由分化，成為獨立的幾個黨”等意見，並舉土耳其為例，請蔣參考。蔣介石接得此函，在9月23日的日記裡說，這是胡適的“書生之見，不知彼此環境與現狀完全不同也。中國學者往往如此，所以建國無成也”。同年底，胡適來臺，12月13日早上10點，與蔣介石在日月潭涵碧樓見面，兩人又有一番“抬槓”，見諸蔣介石日記：

……胡適之來談，先談臺灣政治與議會感想，彼對*自由高調，又言我國必須與*國家制度一致，方能並肩作戰，感情融洽，以國家生命全在於自由陣線之中。餘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戰*陣線勝利，而我在*陣線中，犧牲最大，但最後仍要被賣亡國也。

所以，蔣介石批評說：

此等書生之思想言行……彼之今日猶得在臺高唱無意識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難得之運，而竟忘其所以然也。（均見：《先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11卷）

蔣介石“歡迎”胡適提出意見和建議，卻將之視為“書生之見”，批評胡適“書生之思想言行”，極盡輕侮蔑視。然而，在胡適七十歲生日的時候，他卻又受到蔣介石、陳誠，乃至於已位居權力核心的北大門生的崇隆歡慶。蔣介石玩弄胡適的“兩面手法”，可見一斑。

胡適與蔣介石私下會面“抬槓”的時候，必然繁多難數。不過，胡適與蔣介石私下的“抬槓”，沒有多少人得以親睹其實況。在公開場合，胡適和蔣介石彼此之間，應該是客客氣氣，“揖讓也君子”，因此，在研究院的這場“抬槓”，必然讓人“大開眼界”。得以親逢其盛的李亦園和呂實強教授，對此長存記憶，理有應然。所以，即使他們的述說，稍有小疵，也未必可以都得到文字佐證（例如，胡適是否一開始就說“‘總統’你錯了”這句話，文獻無徵；至於身為“副總統”的陳誠是否有“膽量”拉了蔣介石一把要他坐下，恐怕更是無能驗證），但是，胡適不向政治強人低頭，不對最高領導唯唯諾諾的風骨，絕對是鐵錚錚的歷史事實。

再從蔣介石對胡適的“兩面手法”脈絡而言，蔣介石對胡適這回的公開“抬槓”，明裡不置一詞，心裡應該不會好受。所以，李亦園教授說，蔣介石在胡適擔任“院長任內就未再來過南港了”，是否顯示他對胡適當場反駁自己“耿耿於懷”，固然沒有史據可以證明，卻也不是無跡可察。

大江東流，時過境遷，應該不會再出現指定“中央研究院”任務究竟何在的政治領袖了。然而，研究院作為一方自由與獨立的學術殿堂，絕非理所當然一路平坦；胡適對蔣介石談話的這番公開“抬槓”，就是具體例證。因此，回顧這樁陳年往事，正如李亦園教授的評價，胡適為研究院在追求學術自由與獨立上樹立了一個里程碑，後世必將追懷永遠，法式無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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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所長所長：從傅斯年說起1

在書寫中央研究院的歷史的時候，傅斯年絕對是不會被遺忘的人物之一。好比說，在1938年7月這個時間點上，他既是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又是中研院的（代理）總幹事，承擔院務、所務之外，他還身兼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傅斯年嘗夫子自道曰，自己的職業“非官非學”，他在此刻的多重身份，即是清楚的印證。

然而，即便與傅斯年生命旅途相關的領域如是廣泛，他未曾顧此失彼，還是兼籌並蓄，“做此官，行此禮”，扮演好每一個角色，拿捏好應該有的分寸。例如，在第二次中日戰爭期間，軍、公、教的待遇極差，領導美國的“中國研究”領域的大師費正清，自1942年起從華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