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國封建社會由戰國進入秦漢時代，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當時的世界上居於發達的領先地位。但是，秦漢的社會發展，又受到封建生產方式的制約，呈現時起時伏的波浪式延展的趨勢。即使在秦漢鼎盛時期，社會矛盾也很尖銳。在封建生產關係的基礎上，地主階級和封建國家對廣大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土地兼併也日益加劇，使得‘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囚徒）半道，斷獄歲以千數‘。①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日益突出，農民對地主階級的反抗也日益增多。封建統治者如何對付農民的反抗以鞏固自己的統治，是擺在他們面前的一個迫切問題。秦王朝以法家思想為指導，實行嚴刑峻法，僅憑**以加強其統治，又迷信神仙方士，大搞鬼神祠祀，夢想由一世至萬世，但卻轉瞬之間即為農民大起義的怒濤所覆滅，從而震撼了整個地主階級，迫使繼起的漢王朝統治者不得不從中吸取教訓，結合實際，重新調整其所謂‘治國理民‘的理論和策略，實行約法省jin與清靜無為相結合的‘黃老政治‘，以安定社會秩序。於是，社會經濟得到了較快的恢復和發展，出現了‘文景之治‘的繁榮景象。漢武帝即位之後，他憑藉幾代經營積蓄起來的雄厚資財，連續發起反擊北方匈奴的侵擾和開拓西南疆域的大規模戰爭，擴大和鞏固了邊防陣地。中國封建社會，處於空前強盛時期。但同時卻‘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裡，或人民相食，畜（蓄）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②封建社會的固有矛盾愈來愈尖銳。到武帝晚年，‘郡國盜賊群起‘，③農民紛紛起義。‘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範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群以百數，掠滷鄉里者，不可勝數也‘。④

西漢王朝在農民起義的打擊下，便由盛而衰，最後終於滅亡。光武雖號中興，但這個東漢王朝卻是建立在農民起義的火山上的，只有光武、明帝和章帝三代，社會稍為安定。

從和帝開始，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強勢力迅速膨脹，並在政治上逐步形成外戚與宦官兩大集團，彼此爭奪政治權力，把持朝政；地方官吏則貪殘專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東漢王朝的統治日益腐朽和黑暗，整個社會一直動盪不安，給廣大勞動人民帶來莫大的痛苦。特別是在外戚、宦官兩大集團激烈爭奪政權的過程中，豪強地主大量兼併土地。廣大農民喪失土地後，一部分淪為依附豪強地主的佃農或僱傭，受著極其殘酷的剝削，更多的農民則變成無家可歸、輾轉道路的流民，處境尤其悲慘，被迫起為‘盜賊‘，甚至出現‘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籋相視分裂‘⑤等目不忍睹的悲慘景象。加以當時自然災害頻仍，疫病流行，廣大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造民深重苦難的現實世界，是宗教賴以滋生的氣候和土壤。一方面，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廣大人民群眾，在擺tuo秦王朝的奴役之後，又受到新建的漢王朝日益沉重的壓榨而痛苦不堪。但他們當時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侷限，生產規模小，生產力水平低下，科學知識十分貧乏，人民群眾既無法避免、也無法理解封建壓迫和自然災害所造成的社會不平與人世苦難的根源，他們渴望擺tuo苦難，而又找不到出路。

因此往往幻想有一種超人間的力量來伸張正義，並幫助他們改善處境，於是就把希望寄託在神靈的護皊上。這是產生宗教的內在條件；另一方面，統治階級在面臨嚴重的社會危機的時候，也極力企圖利用宗教來麻痺人民反抗的意志，宣揚君權神授，藉以消弭隨時都可能發生的人民抗爭的風暴，同時也希望宗教成為他們統治的後盾，祈求‘長治久安‘和個人的福壽康寧。在上列兩種條件下，宗教的產生，就成了客觀的社會需要。

第二，漢代統治思想的宗教化，也直接為道教的產生提供了有利的社會條件。

秦王朝的覆滅，bao露了單靠嚴刑峻法和，並不能解決社會矛盾，治國安民。漢初奉行黃老之術，雖然使社會矛盾得到了緩解，也未能防止封建社會固有矛盾的發展，以致到漢武帝時，又面臨‘盜賊群起‘、農民以暴力反抗官府的事件‘不可勝數‘的嚴重社會問題。為了在不可避免的社會矛盾中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他們鑑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