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在碼頭、車站的僑工，也都自動組織起來，火車、輪船一到，立即上前盤查，如有日貨，就組織力量暗中破壞。在緬甸，1937年10月10日，各華僑團體組織了抵制日貨大遊行。在菲律賓、越南、印尼等地區，抵制日貨和不合作運動也此起彼伏，使日本貨成為過街老鼠。各地華僑的行動使日本遭受巨大損失。

戰前，日本漁船在海上捕魚後都在新加坡上岸銷售，戰爭爆發後，漁船往往不能靠岸，經營漁貨的日本商店不是無貨就是無人購貨，許多漁店被迫關門。

戰前，新加坡每月從日本輸入約為400萬元叻幣，戰爭爆發後的月輸入僅為100萬元。據馬來亞的統計，從1937年6月至1938年2月，馬方輸入日貨逐月下降，1937年6月為460；9萬元，1938年2月僅有77。7萬元，數字的銳減說明，在華僑抵制日貨的運動中，日本在經濟上所遭受的打擊是相當嚴重的。

二、華僑對祖國抗戰的經濟支援

全國抗戰開始後，海外華僑都把從經濟上支援祖國抗戰看成自己應盡的責任，採取多種形式把分散的財力物力集中起來，盡一切可能給祖國以援助。

而且這種援助活動，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逐步深入，一直堅持到抗戰的最後勝利。

抗戰初期，各僑團組織和慈善機構多系採取臨時募捐的方式，籌集一筆又一筆捐款匯回祖國。後來由於戰爭的不斷擴大和時日的延長，許多華僑團體和僑領們感到抗日戰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中國非經長期艱苦的奮鬥不能取得最後勝利。於是，一些地區的華僑團體逐步把臨時性的義捐擴充套件為長期性的義捐，即“常月捐”。

1937年10月，馬來亞檳榔嶼華僑籌賑會率先發布“常月捐”宣言，指出：抗日戰爭“必須經過長期的艱苦奮鬥，凡是中國人都得儘自己的力量來支援這長期抗戰”。“最好的辦法，就是大家都來認月捐。”華僑團體制定的月捐辦法十分詳盡周到，非常切合華僑社會各階層的實際，因而具有堅韌的生命力，能夠長期堅持。如菲律賓華僑抗敵委員會議定的月捐辦法分為十一等，其中：優等無限，一等1000元、二等750元、三等500元、四等300元、五等200元、六等100元、七等50元、八等30元、九等20元、十等10元。不是廠主、店東的職員和職工，按月薪十分之一義捐。新加坡華僑籌賑會也規定了12條月捐辦法。月捐運動開展起來以後，迅速取得巨大成果。據統計，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海外華僑月捐達到1350萬元，其中南洋華僑月捐總數居世界各洲之首，平均達到734萬元。如果以個人平均每月捐款數比較，則美國華僑居冠。美國有華僑10。3萬人，每月捐款總數達58。3萬美元，平均每人每月捐款約為5。6美元。

除了常月捐以外，還有“特別捐”，“獻金”、“認購公債”等等款形式。“特別捐”主要是透過勸募、遊藝、球賽、義演、義賣、發售獎券等為專項用途捐款。1939年至1940年，美洲華僑力增強祖國抗戰的空軍力量，開展航空救國特別捐活動，僅此一項就籌得美金630多萬元。1938年12月，武漢臺唱團赴南洋為籌集抗戰資金義演，僑領陳嘉庚等人積極組織和動員華僑購票，籌得國市1150萬元。“獻金”則是在舉行節日、紀念日活動或個人祝壽、結婚等喜慶時，進行一次性捐款。如元旦獻金、“七·七”獻金、“九·一八”獻金等。1938年元旦，美國舊金山華僑在一天之內就獻金3萬多美元。

1941年8月14日，印尼巴達維亞華僑慶祝祖國航空節，一天就募得獻金合國幣630餘萬元。在1938年“七·七”這一天，泗水華僑組織了幾支募捐隊，一清早就揹著錢箱走街穿巷，收集“七·七”獻金。該市汽車運輸商陳林將一天營業所得悉數捐給了募捐隊。該城的光華照相館專門發售“七·七”留影的紀念券，將所得收入全部交給募捐組織。巴達維亞華僑在舉行“七·七”週年紀念活動時，將全城劃分為20個區，分頭開展獻金活動。全市華僑還素食一天，將節餘的錢獻給祖國抗戰。除了特別捐、獻金等形式之外，各地華僑還成立了專門的國債勸購組織。在國民政府發行的第一期5億元的救國公債中，華僑認購了2。5億元以上。從1937年至1942年，華僑認購的救國公債達11億元之巨。

愛國僑領陳嘉庚不僅為組織華僑籌賑祖國的機構做了大量工作，而且抗戰開始他率先認購救國公債10萬元，接著又在當地認捐“常月捐”每月2000元，直至抗戰勝利。後來又捐200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