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覺得這話不那麼激動人心了。眾所周知，我們已過了要人催尿的年齡，在小便這件事上無須別人的鼓勵。

我提到這件事，不是要討論如何小便的問題，而是想指出，在做一件事之前，首先要弄明白是在幹什麼，然後再決定是不是需要積極和振奮。

這只是我個人的意見，當然，有些人在這類事情上一向以為，無論乾的是什麼，積極和振奮總是好的。假如倒回幾年，到了“文化革命”裡，連我也是這樣的人。當年我堅信，一切方向問題都已解決，只剩下一件事，“毛主席揮手我前進”，所以在回憶年輕時代的所作所為之時，唯一可以感到自豪的事就是：那段時間我一直積極而振奮，其他的事都只能令我傷心。

我個人認為，一個社會的道德水準取決於兩個方面，一是價值取向，二是在這些取向上取得的成就。很顯然，第一個方面是根本。倘若取向都變了，成就也就說不上，而且還會適得其反。因此，要提高社會的道德水準就要解決兩方面的問題。一、弄清哪一種價值取向比較可取；二、以積極進取的態度來推進它。坦白地說，我只關心第一個問題。換言之，我最關心pee是要幹什麼，在搞明白它是什麼意思之前，對OK，Let’s中包含的強烈語氣無動於衷。我知道自己是個挺極端的例子；另一種極端的例子是對幹什麼毫不關心，只關心積極進取，狂熱推動。我覺得自己所處的這個極端比較符合知識分子的身份，併為處於另一極端的朋友捏一把冷汗。假如他們湊巧持一種有益無害的價值取向，行為就會很好；假如不那麼湊巧，就要成為一種很大的禍害。因為這個緣故，他們的一生是否能於社會有益、於人類有益，就不再取決於自己，而是取決於機遇。正因為有這樣的人存在，思考何種社會倫理可取的人的責任就更重大了。

我本人關心社會倫理問題，是從研究同性戀始。我做社會學研究，但是這樣一個研究題目當然和社會倫理問題有關係。現在有人說，同性戀是一種社會醜惡現象，我反對這種說法，但不想在此詳加討論——我的看法是，同性戀是指一些人和他們的生活，說人家是種社會現象很不鄭重。我要是說女人是種社會現象，大家以為如何？——我只想轉述一位萬事通先生在澡堂裡對這個問題發表的宏論，他說：“同性戀那是外國的高階玩藝兒，我們這裡有些人就會趕時髦……這艾滋病也不是誰想得就配得的！”在他說這些話時，我的一位調查物件就在一邊坐著。後者告訴我說，他的同性戀傾向是與生俱來的。他既不是想趕時髦，也不是想得艾滋病。他還認為，生為一個同性戀者，是世間最沉重的事。我想，假如這位萬事通先生知道這一切，也不會對同性戀做出輕浮、趕時髦這樣的價值評判，除非他對自己說出的話是對是錯也不關心。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倫理道德的論域也和其他論域一樣，你也需要先明白有關事實才能下結論，而並非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樣，只要你是個好人，或者說，站對了立場，一切都可以不言自明。不管你學物理也好，學數學也罷，都得想破了腦袋，才能得到一點成績；假設有一個領域，你在其中想都不用想就能得到大批的成績，那倒是很開心的事。不過，假如我有了這樣的感覺，一定要先去看看心理醫生。

在本文開始的時候，提出了“道德保守主義”這樣一種說法。我以為“道德保守主義”和不問價值取向是否合理、只求積極進取的傾向，在現象上是一回事，雖然它們在邏輯上沒有什麼聯絡。這主要是因為假如你不考慮價值取向這樣一個主要問題（換言之，你以為舊有的價值取向都是對的，無須為之動腦子），就會節省大量的精力，幹起呼籲、提倡這類事情時，當然精力充沛，無人能比。

舉例來說，有關傳統道德里讓寡婦守節，我們知道，有人說過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又有人說過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這些先生沒有仔細考慮過讓寡婦守節是否合理，此種倫理是否有必要變革，所以才能如此輕鬆地得出要喪偶女士餓死這樣一個可怕的結論。

喜歡蕭伯納的朋友一定記得，在《巴巴拉少校》一劇裡，安德謝夫先生見到了平時很少見到的兒子斯泰芬。老先生要考較一下兒子，就問他能幹點什麼。他答道：幹什麼都不行，我的特長在於明辨是非。假如我理解得對，斯泰芬先生是說他在倫理道德方面有與生俱來的能力。安德謝夫把斯泰芬狠狠損了一頓，說道：你說的那件事，其實是世界上最難的事。

當然，這位老爺子不是在玩深沉，他的意思是說，你要明辨是非，就要把與此有關的一切事都搞清。這是最高的智慧，絕不是最低的一種。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