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種可愛我們消受不了。我們已經有了一些醫學知識，知道心絞痛隨時有可能變成心肌梗塞，塞住了未必還能活著。大美人隨時可能死得直翹翹，也就不可愛了。

如前所說，文體對於作者，就如性對尋常人一樣重要。我應該舉個例子說明我對惡劣文體的感受。大約是在七○年，盛夏時節，我路過淮河邊上一座城市，當時它是一大片低矮的平房。白天熱，晚上更熱。在旅館裡睡不著，我出來走走，發現所有的人都在樹下乘涼。有件事很怪：當地的男人還有些穿上衣的，中老年婦女幾乎一律赤膊。於是，水銀燈下呈現出一片恐怖的場面。當時我想：假如我是個天閹，感覺可能會更好一點。惡劣的文字給我的感受與此類似：假如我不識字，感覺可能會更好。

關於格調

最近我出版了一本小說《黃金時代》，有人說它格調不高，引起了我對格調問題的興趣。各種作品、各種人，尤其是各種事件，既然有高有低，就有了尺度問題。眾所周知，一般人都希望自己格調高，但總免不了要幹些格調低的事。這就使得格調問題帶有了一定的複雜性。

當年有人問孟子，既然男女授受不親，嫂子掉到水裡，要不要伸手去拉。這涉及了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假如“禮”是那麼重要，人命就不要了嗎？孟子的回答是：用手去拉嫂子是非禮，不去救嫂子則“是豺狼也”，所以只好從權，寧願非禮而不做豺狼。必須指出，在非禮和豺狼之中做一選擇是痛苦的，但這要怪嫂子幹嗎要掉進水裡。這個答案有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但不是最壞，因為他沒有說戴上了手套再去拉嫂子，或者拉過了以後再把手臂剁下來。他也沒有回答假如落水的不是嫂子而是別的女人，是不是該去救。但是你不能對孟子說，在生活裡，人命是最重要的，犯不著為了些虛禮犧牲它——說了孟夫子準要和你翻臉。另一個例子是舜曾經不通知父親就結了婚。孟子認為，他們父子關係很壞，假如請示的話，可能一輩子結不了婚；他還扯上了一些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話，結論是舜只好從權了。這個結論同樣不能令人滿意，因為假如舜的父親稍稍寬容，許可舜和一個極為惡毒的女人結婚，不知孟子的答案是怎樣的。假如讓舜這樣一位聖賢娶上一個惡毒的婦人，從此在痛苦中生活，我以為不夠恰當。倘若你說，在生活裡，幸福是最重要的，孟老夫子也肯定要和你翻臉。但不管怎麼說，一個理論裡只要有了“從權”這種說法，總是有點欠嚴謹。好在孟子又有些補充說明，聽上去更有道理。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關於文體（2）

有關禮與色孰重的問題，孟子說，禮比色重，正如金比草重。雖然一車草能比一小塊金重，但是按我的估計，金子和草的比重大致是一百比一——搞精確是不可能的，因為草和草還不一樣。這樣我們就有了一個換算關係，可以作為生活的指南，雖然怎麼使用還是個問題。不管怎麼說，孟子的意思是明白的，生活裡有些東西重，有些東西輕。正如我們現在說，有些事格調高，有些事格調低。假如我們重視格調高的東西，輕視格調低的東西，自己的格調就能提升。

作為一個前理科學生，我有些混賬想法，可能會讓真正的人文知識分子看了身上長雞皮疙瘩。對於“禮”和“色”，大致可以有三到四種不同的說法。其一，它們是不同質的東西，沒有可比性；其二，禮重色輕，但是它們沒有共同的度量；最後是有這種度量，禮比色重若干，或者一單位的禮相當於若干單位的色；以上的分類恰恰就是科學上說的定類（nominal）、定序（ordinal）、定距（interval）和定比（ratio）這四種尺度（定距和定比的區別不太重要）。這四種尺度越靠後的越精密。格調既然有高低之分，顯然屬於定序以後的尺度。然而，說格調僅僅是定序的尺度還不能令人滿意——按定序的尺度，禮比色重，順序既定，不可更改，舜就該打一輩子光棍。如果再想引入事急從權的說法，那就只能把格調定為更加精密的尺度，以便回答什麼時候從權，什麼時候不可從權的問題——如果沒個尺度，想從權就從權，禮重色輕就成了一句空話。於是，孟子的格調之說應視為定比的尺度，以格調來度量，一份禮大致等於一百份色。假如有一份禮，九十九份色，我們不可從權；遇到了一百零一份色就該從權了。前一種情形是在一百和九十九中選了一百，後者是從一百和一百零一中選了一百零一。在生活中，作出正確的選擇，就能使自己的總格調得以提高。

對於作品來說，提升格調也是要緊的事。改革開放之初有部電影，還得過獎的，是個愛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