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與我無關了,學校也與我無關了。
學校在記憶裡就是藍天白雲,就是一群女生在一起嘰嘰喳喳,女生只和女生一塊兒玩,跟男生說說話,就有人要笑。政治老師開了一次以“早戀”為主題的討論會。男生們踴躍發言,紛紛贊同“早戀”;而女生們很少發言,只表示“反對”。其實有什麼“早戀”不“早戀”呢?人家也講過我。其實我和他並沒什麼,只是從幼兒園開始就是同學,一起做做作業,有時一起玩玩。自從有人講之後,我就再沒和他說過一句話。後來,又有人說他跟我的好朋友蠻好,說他早上一來就借她昨晚的作業看。這有什麼呢?以前他也是每天借我的作業看的。其實我希望有個男生和我好,他應該什麼都比我強,我什麼話都能對他說,我什麼困難他都能幫我解決。我沒有這樣的男朋友,將來會不會有呢?我不敢想。
兩年裡,我從這個醫院換到那個醫院。我17歲了。人家都說17歲是最會幻想的年齡,然而我不能去想,我只想著怎樣把每個日子過得快樂過得完整。
我的家在小鎮上,小鎮上的孩子大多能四處亂跑能玩能鬧的。可是父母親總有許多不放心,我就乖乖在家,看母親肯讓我看的書,在學校,我也是一個乖學生。因為個子小,老師怕我鎮不住同學,讓我當了副班長。1997年寒假開學後不久的一天下午,我正站在凳子上出黑板報,嗓子一陣疼痛,頭暈目眩。我本不想告訴父親的,他總是大驚小怪。一點點小病小痛,他就大驚失色以至於大動干戈,全家人幾天不能安寧。但今天真是很難受,腦袋裡總有一個什麼東西在轟轟作響,支撐著回到家,腿軟軟的,想睡。
父親幾次三番詢問,我說“頭有點暈”。父親果然心急火燎,逼著立即就去醫院,我不想耽誤功課,堅持等星期六再去。
從醫院回家的時候,父親一臉輕鬆。半夜醒來,我聽到媽媽隱約在哭。惺忪走過去,他們卻睡得沉沉的。早上醒來,向爸爸要來病歷,可我什麼也看不懂。
病沒好,又去了縣醫院,之後就沒有再回家,直接住進了省人民醫院。父親說是貧血。過幾天就能回家了。我昏昏沉沉,趴在父親的背上。爸爸的右腿因為小時候生病留下了後遺症,他瘸著腿把我背上背下。我想下來自己走,可是沒有一點力氣。
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和白色病房作伴彷彿已沒有了歸期,父親總是陪著笑說“好了,快好了。”同學們結伴來看我,男生也來了。他們推門進來的時候,一下子帶進了滿屋的陽光。我的書帶來了,作業也帶來了,他們不斷地告訴我課程的進度。我急著想回到學校,不知道回去之後,還能不能做優等生。
當事者總是最後一個知道壞訊息。那天,從父親的包裡掉出幾張皺巴巴的紙,是傳單。求人可憐求人幫助的。我得了白血病,所有的人瞞了我三個月。治好白血病要花幾十萬,更沒人告訴我這個。我的大腦裡一片空白,我面無表情,然而心裡在掙扎變形。病房過道里的行人恍恍惚惚。我看不到天空,看不到樹,街上汽車的引擎聲和喇叭聲越來越遠。不是說是貧血嗎?不是說是貧血嗎?我的嘴裡機械地反覆地念叨著。我知道,這是絕症。所有的人都拋下我不管了。我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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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雅的微笑(4)
父親出去了。我想那些傳單是散給街頭路人的。他該如同天橋上伸手行乞的乞丐,或是路旁掛著紙牌求助的盲流吧。父親從來是不肯求人什麼的,他的腿殘疾,他有著過份的自尊。我心如刀絞,為自己、為父親。
他回來了。我聽到他的腳步聲,躲進被子,用被裡擦乾臉。他還是一臉的笑,皺紋裡滿是灰塵。我對他說:“爸爸,回家吧。”他用手理著我的頭髮:“等幾天就好了,好了就回家。”我想大叫,我想拍打床鋪,我想把所有的人都趕出去。然而我只是仰面躺著,大睜著眼睛,一動也不動。機械地吃著父親喂到嘴裡的藥,所有的藥都沒有說明,病床上我的卡片上寫著英文“MDS”,我看不懂。可是我已經知道了。
很快,我第一次見到了死亡。
一個病人來到我們病房閒坐。這裡是血液科,現在我才知道,住這裡的絕大多數都是白血病病人。她看起來已經五十多歲了,戴著帽子,顯然頭髮已經掉光,高高興興地笑著,高高興興地談一些家長裡短。走之後,有人說她才三十多歲,以前是模特兒,長得挺美。隔了一天,是中午,聽到走廊裡一陣急促的腳步聲。父親不讓我去看。她走了。病房裡恢復了寧靜,彷彿什麼也沒有發生過。死亡,竟是這樣的無聲無息。我渾身冰涼,忍不住要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