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根黑髮。化療之後，我飽飽地吃，笑嘻嘻地告訴父母：‘其實化療並沒什麼，像暈了一次車’。”

宏雅拼命掙扎著，活下去，是她的責任。可是家裡已經山窮水盡。

回到報社，我寫了《白血病女孩眼中的世界》發在《週末》。

有人給宏雅捐錢。斷斷續續，並不多。有一天，一位叫李駿的先生找我，讓我陪他去看宏雅。他用報紙包著11萬元，給她治病。他不肯讓我告訴宏雅他的名字。宏雅一直不知道他是誰。後來，他的生意虧了，“朋友們”紛紛離他而去。現在的他，正從頭做起。我不能幫他什麼，我只能為他祝福。我感激他，永遠會記得他，因為他，宏雅終於可以住進醫院。

我去醫院看宏雅。宏雅帶著我送她的書，宏雅一定要把我送進電梯。她快樂地笑著。我們一起看到了希望。

宏雅給我寫信。信紙是印著藍花的長格紙。她把信紙疊成“千紙鶴”，她在信上講她正在化療，頭髮掉了。她不能出來，也不想見到別人。她說等過一陣子，治好了，出院了，想來報社，她對報社好奇。

兩個多月後，同事說外面有人找我。是宏雅，她朝我笑著。帶她到報社的每一個部門去參觀。她甜甜地跟每個人打招呼，快樂像要從臉上飛起來。她坐在我的坐位上，怯怯地動著“滑鼠”，她說等病好了，也上網，也申請一個自己的電子信箱。“到時候，你告訴我你的QQ，我們網上聊天。”宏雅笑著說。

宏雅給我寫信，我給她打電話。她總是用快樂的聲音跟我談她最近看到的小說。

一年多時間，我們斷斷續續地交往。這一年多，她大部分的時間是在醫院。後來，錢不多了。她只能換一家醫院。

宏雅的父親找我，可是我已經無能為力。我不敢再給宏雅打電話，甚至不敢在心裡碰到她。我感覺到自己的無力，一個人力量的渺小。我知道她在掙扎著，可是沒有手伸給她。她滑下去。

2000年11月9日，宏雅忽然給我打電話。我們已經很久沒有聯絡了。她說她回家了，回到家舒服多了。她嘰嘰咕咕地說著、笑著，感覺不到生病的樣子。

她已經回家了。她不再治療了。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握著話筒，淚水迷糊了我的眼睛。

2000年11月19日零時55分，宏雅走了，走的時候，外面下著小雨。我出差在北京。19日下午，我聽到這一噩耗。

宏雅曾對我說：“死就像一把刀，一點一點割著我對這世上的牽掛。我害怕。死，就是我喜歡的一切都不存在了。”現在，死神終於殘忍地割斷了她對這個世界的牽掛，她走了。

我不敢給宏雅的父親打電話，我怕聽到他的聲音。宏雅的鄰居告訴我，按照當地風俗，宏雅還是個孩子，當天就火化了。21日上午，宏雅的父親給我打來電話，哭泣幾乎噎住了他的聲音。

他說，宏雅走了。18日夜裡，宏雅喊媽媽，要媽媽抱抱。媽媽抱著她，她昏迷過去。直到臨去世之前，她才清醒了一會兒。宏雅對父親說，她想見申叔叔。

父親找不到我，我在北京採訪。父親只好對宏雅說：“孩子，你再堅持等等，天亮了，他就來了。”宏雅說：“我可能等不到了。”

外面下著雨，宏雅睡著了，她再沒有醒來。

她18歲。

十七歲女孩

宏雅的微笑（3）

1999年2月12日，農曆臘月二十七，我來到了南京江寧銅山鎮。在一座簡樸而乾淨的平房裡，見到了魏宏雅。她快樂地和我說話，她帶我去看她們的小鎮，她給我看她一櫃子的書。回來之後，連續一個星期，心裡總是沉甸甸的。

1999年2月21日，我再次來到銅山鎮。

第二次見面，17歲的女孩對我說起了她的心事。我們坐在綠綠的草坪上，冬日裡的陽光暖暖地照在我們身上——

他們一定以為我已不在這人世了。他們也許已不再想起我。他們現在都上高一了，不知道現在的班長是誰。只有我留在醫院裡，聽不到讀書聲，聽不到上課的鈴聲，四周是病房裡白色的牆壁，枕旁的書還是初二的教材。我趴到視窗，學校離這裡太遠了。

頭“嗡嗡”地響，像有一架飛機盤旋著不肯降落，暈暈的。1997年的3月，我15歲。幾次的考試總是不好。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我向來都是考得最好的。可是這一段時間，上課時總是昏昏沉沉，老師的聲音像在天上飄，聽著聽著，就想伏在桌上睡去。再後來，考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