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他一看我帶上了手錶，笑著說，你還真像個大人啦！他問我還記得以前我們在香山讀《留侯論》的事吧？他要我再給他背一背。我立即背道：“天下有大勇者，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深遠也……”。老師說，以後不管遇到什麼困難，都要及時向老師請教，上課一定不能遲到，你看，現在手錶也有了。回到學校，我在筆記本上記述了老師贈我手錶的事，同時還寫了這樣一句話：“時間對誰來說都是公正的”。

到了1979年1月份，我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加上同班同學張藝謀等人的幫助，我在學業上也有了長進。這時學校還給我們攝影系的同學發了一臺135海鷗205旁側取景的照相機。這個機子是上海牌子，實際是在江西產的，比上海的DF要便宜一些。儘管如此，有了照相機，我手上就有了工具。

我拿了學校的照相機到了老師家裡，朝老師“顯擺”自己的新裝備。不過我對老師說，我雖然學了照相機的使用，可是老師沒有教該怎麼拍照片。老師說，“好，我教你。”他指了指畫室的窗戶說，光是從那裡來的，他站在窗前不遠的地方，好比是一座山，問我的照相機機位，應該擺設在什麼地方才能拍好這張照片。我跟老師開玩笑說，“您拍了電影紀錄片，老師也成了攝影師了，也能當導演了。”老師說：“我是畫家，在你面前我也演過了，現在我是導演，我要給你導個戲！”他讓我看仔細了，然後換了一間深灰色的上衣，站在那裡讓我拍，說：“總導演李可染要導戲了，開拍的時候要告訴我一聲！”其實我已經選好了背景和角度，老師見我總是不拍，抱怨說我拍照的動作太慢。稍微一停，老師說，“你拍完了吧？”我說；〃是的，拍完了。〃他說，“好，好，把照片給我洗出來，我要給你提意見！”

我把照片洗出來後，給老師送到家裡，他說拍的不錯，到底是電影學院攝影系的學生，有水平。說完，老師把照片拿到自己的臥室收了起來。這張照片我給老師洗了好多張，當時許多報刊，雜誌採訪老師，老師就把我拍的照片給了他們，大多都發表了。這時老師對我說，我的學習重點應該轉移了，現在大學一、二年級就要把基本課學好。“有時間就到我這裡來，和我一起聊聊天，看看我畫畫，我看看你拍的照片，聽聽電影學院裡同學的故事。”他又建議我毛筆字暫時不要寫了，原因是我在電影學院的學習太緊張，學攝影要和物理，化學感光材料結合起來，還有方程式，結構式，分子式都在我的腦子轉悠，我感到很吃力。老師命令我一定要學好基礎課。於是，我也就認真下功夫學了起來。每天晚上十點鐘下晚自習，學校統一關燈後，我就躲到電影學院小放映室，用黑紙把窗子堵上，和另外幾個同學一起苦讀到深夜12點以後。就是這樣努力，我的學習成績在班上還只是七八十分，屬於中下等。到我畢業時已是全優了，這是後話。

入學後的一天，可染老師問我還有什麼打算？我說文化大革命後，經過一場浩劫的文化名人需要搶救性的保護，我應該把他們這些僅存的“活文物”的風采，透過攝影機留存下來。他們大多數人年齡都很大了，再不拍，恐怕就來不及了。因此，我想拍一套《中國文化名人》。他一聽，愣了，說：“這個小孩的膽子太大了，不聽話，功課都跟不上，還要拍這個。”我說功課一定要跟上，怎麼都得跟上，這個要是不拍，就沒有時間了，這也是搶救祖國的文化啊！

老師許久沒有說話，過了一會，他要進自己的臥室休息一下，說：“桌子上有好多雜誌，書籍，你先看看吧，我有點累了，要休息一下。”過了好長時間，老師從臥室走了出來，看來他也沒睡覺，他說要和我坐在一起，把這事商量商量。

我說你是我的老師，我要幹什麼事，都得先給你說，問問你，跟你商量。

過了一會，老師看了看我，說：“那就拍吧！

老師說他認識不少文化人，在不影響我的學習情況下，會幫我介紹幾個人物，讓我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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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優良傳統

拍攝中國文化名人的事情從1979年2月份開始，正好我放寒假，我準備去廣州，拍攝著名畫家關山月先生和著名的古文字學家容庚先生。

父親很支援我，專門為我買了一張飛機票。可染老師給我寫了一封推薦信，介紹我認識關山月先生。老師喜歡廣東，去過好多次，他讓我去好好看一看。老師給關先生的信是這樣寫的：“山月同志，茲介紹北京電影學院鄧偉同志前往拜訪，懇予接待，匆頌大安，可染二月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