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神人。她說，寫柳昌銀，貫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她也與柳昌銀成了共過患難的朋友。但她也承認，柳昌銀的這一段人生道路，是一個悲劇。此段敘述根據1992年9月筆者與女作家何鳴雁的談話記錄。

悲劇就在於，以他的執著，他的才幹，他的研究成果，卻只適用於家鄉的區域性地區，甚至在區域性地區也未能得到公認。他終於沒能成為一個出色的農業專家，也就沒能為家鄉的水稻生產作出更大的貢獻。這不是他一人的悲劇，而是那一代人的，他們太相信“卑賤者最聰明”、“實踐是最好的老師”等教導了，不知道許多專業知識，其實是多少代人不斷努力探索、實踐得來的智慧結晶，以為不必經過正規的、理論的、科學的專業學習，就可以憑“土知識”、“土辦法”創造出前人所未有的成果，這隻能是自欺欺人。自學不是不能成才，但是盲目自學而無專業的正確指導，則成不了才。正是在這一點上，十多年的片面宣傳，使一大批青年走上歧途，這也是多年來形成的，至今未曾認真清算過的一個誤區。

這裡當然毫無指責柳昌銀之意。這一代知青中，有那麼多人像柳昌銀一樣，熱愛自己的家鄉，心甘情願地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汗水拋灑到了家鄉的土地上。我們要說的是，如果當時的國家能夠更注重經濟建設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如果農村能夠像如今這樣開放和流動，如果社會對文化、對知識分子能夠有比較公正的態度，這些知識青年所揮灑的生命和汗水，就不會白白流淌，而會得到比他們實際所得更大、更多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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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什麼來保護自己（1）

我們上面分析了在指導上山下鄉工作的理論上存在的諸多誤區。不過，在“###”之前，當一切尚處於開始階段的時候，實質性的矛盾還沒有充分展現出來，最突出的問題，還是在具體操作上的。

從動員安置知青工作一開始，各個環節上的問題便隨之產生。

首先就是城市幹部在動員知識青年下鄉時採取強迫、欺騙手段的問題。早在1964年4月，###中央批轉共青團中央書記處關於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報告中就曾針對這一問題明確表示：“有的地方，不願做深入細緻的工作，不等知識青年思想醞釀成熟，就匆匆忙忙地把他們送下鄉去，引起了不良後果，這是值得今後注意的。”“過去有的地方，用物質引誘和欺騙的方法，到處許願，又不能兌現。結果引起青年的反感，給以後的動員和鞏固工作帶來麻煩，這種做法是錯誤的。”中央還一再強調對於知青下鄉，“要堅持自願原則，不能強迫命令”。

可矛盾在於，國家對於每年安置上山下鄉的知青人數，是有明確計劃的，而真正自願下鄉的知青，又只是少數，完全靠其覺悟，靠其自願，根本無法達到國家要求的人數；而我們上面談過，動員知識青年下鄉，又是地方幹部所必須完成的一項任務，而且還是重要的政治任務。加上每年任務壓下來時，不僅時間緊迫，無暇細細動員，而且在人數上也有硬性要求，還經常要求地方“只能超過，不能減少”，這使所謂的“要堅持自願原則，不能強迫命令”只能是一句空談，地方各級組織為完成任務，只能不擇手段。

強迫是不太能夠行得通的，最簡便有效的辦法，就是“引誘”，包括物質上和前途上的兩種：

過去不是用毛澤東思想進行動員，而是用皮鞋、皮箱、被褥，用升官發財，用發展入黨、入團來###知識青年下鄉。《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打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人民日報》，1967年2月20日。

“###”期間的大批判文章多誇張不實，但以物質利益，或以入黨入團來動員知青下鄉的做法，的確比比皆是。知青下鄉後發現受了欺騙，會感到極其憤怒，所以“###”一爆發，就有眾多知青從農村返回城市，向把他們“騙下鄉的”幹部發洩怨氣，大造其反。可是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想一想，這些幹部們除此之外，又能以什麼方法，把大批的知識青年動員下鄉呢？

更嚴重的問題還在下鄉以後。當然，如果在農村的處境大致順遂的話，上面的前一個問題也就不存在了。

“###”前，矛盾最突出、最集中的地方是各類農場。

1962年以後，最早也是最大量安置城市知識青年的地方，是國營的農、林、牧、漁場，以及大量集體所有制的地方農場，這些農場的知識青年並不像插隊知青那樣生活在農民的包圍之中，怎樣與農民相處、怎樣在農村發揮作用的問題，也不像插隊知青那樣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