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他在黃埔校史上補一筆，記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一期的蔡申熙死於一期的胡宗南之手，嗚呼哀哉。

陳賡後來在上海被捕，見到蔣介石，就轉述了蔡申熙的話。當然蔡申熙是不是真的說過這句傷心之言，還真得打上個問號。畢竟國共兩黨的情形和環境完全不一樣，雙方使用語言多有不同，而且鄂豫皖蘇區當年的肅反也是搞得相當恐怖，特別是針對黃埔出身的紅軍將領，若是發現有什麼風吹草動，下手幾乎從不留情。

想想看，蔡軍長平時避黃埔出身和“蔣校長”還唯恐不及，雖在彌留之際，似乎也不至於當著陳賡的面如此口不擇言。

只能說陳同學實在夠機靈，他熟知國民黨內的人情規則以及蔣介石的心理。果然，蔣介石聽後大受觸動，連眼圈都紅了，稱從中聽出了黃埔學生的怨恨之聲，而自己未嘗不感到痛心。

既然“痛心”，那就沒必要再多一個“怨恨之聲”，於是陳賡安然脫險。

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徵，到達陝北後，處境之難達到極致，突然有人說，蔣介石在西安被抓住了，毫無疑問，大家的本能反應就是當為天下除此公賊。

應該指出的是，這個時候由於西安事變發生十分突然，訊息閉塞，陝北中央並不完全瞭解各方面對此事的反應，因此最初才有“審蔣”的主張。

直到周公應邀到達西安後，方知張、楊實已處於孤立無援境地，不僅地方派系和軍隊不響應，即如輿論亦持強烈反對態度。

統觀民國學界，素有“前有梁任公（梁啟超），後有胡適之”的說法。當時的胡適，無論在學界還是輿論界，均處於絕對的領袖地位。他在西安事變爆發後，即以北平各大學校長的名義致電張學良，稱“陝中之變”，是自壞長城之舉，如果蔣介石有什麼差池，“中國要倒退20年”。

衝動之下的胡適，甚至一改以往反對和批評國民黨的論政態度，聲稱要加入國民黨，以抵制張、楊發動的西安事變。

顯然，這樣的輿論氛圍，對西安方面是極為不利的。

這是內部。

外部，蘇、日政府的立場則耐人尋味。

斯大林此時認識到，蘇聯由於一心對付德國，很難顧及與日本兩線作戰，萬一蔣介石有個三長兩短，中國再統一起來進行抗戰就不易了，而這對於蘇聯的利益顯然是不符的。

因此他說西安事變是日本人的陰謀，是想把中國引入內戰，大家千萬不要上當。

與蘇聯有主張不同，日本是無主張。

在事變發生後，日本內閣多次舉行磋商，可是討論來討論去，始終沒能拿出一個具體的處置態度或者辦法，只能先進行觀望。

綜合這些因素，陝北中央最終放棄了“審蔣”主張，採“保蔣安全”、聯蔣抗日的方針。

其時西安和談的形勢是，宋氏兄妹只能作為蔣介石一方，這個中間人的位置就讓給了張、楊都很信服的周恩來。

海外知名學者唐德剛曾說，中國近現代史上有兩個半外交家。他把其中的一個半留給了晚清的李鴻章和民國的顧維鈞，而那最後一個當仁不讓就是周恩來。

可想而知，以周公之智慧閱歷，尤其在內政外交上的技巧和隨機應變的能力，自非一般人所能及。見蔣介石不肯在政治條件上簽字，張、楊又對此束手無策，他主動提出與蔣介石見面詳談。

可是蔣介石拒絕見面。

因為在他的“武力統一”計劃中，最不能容納的就是共產黨和紅軍。不管他與南北諸侯怎樣鬥得死去活來，畢竟都還屬於國民黨內部的事，而國共兩黨之間卻是赤裸裸的意識形態之爭，已經遠遠逾越了黨內矛盾的界限。

另外，對於周恩來的介入，蔣介石不能不起疑心，認為共產黨可能是西安事變的背後主謀。

這時候的蔣介石已經有些破罐子破摔了，尤其是當著老婆的面，非得體現一點“英雄氣”不可。

我現在被他們劫持著，當然不能做任何承諾。你千萬不要企圖勸你丈夫簽字，我也不會答應和周恩來見面。總之，我是不會輕易屈服的。

知道蔣介石的脾氣，宋美齡不能從正面勸說，得從側面誘導。

先得告訴老頭子：你不僅沒有淪落為破罐子，還進化成了一個特大的香餑餑。

宋美齡說，你還不知道吧，自從你被扣在這裡後，全國民眾都快急瘋了，那種“憂疑惶急”的樣子，是以前從來沒看到過的。就算你的反對派們，也是如此。

為了渲染氣氛，她還有意無意地誇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