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況那露水畢竟還不是一滴。

史迪威對此也心知肚明，並且他就牢牢抓住這一點，依恃自己擁有援華物資分配權，毫不客氣地向蔣介石發出各種通牒式的“建議”，一門心思要做中國軍隊的“太上皇”。

1942年7月，經過與印方談判，中國駐印軍得以成立並就地組織訓練，但這支部隊組建後內部一直風波不斷，始作俑者即為史迪威本人。

杜聿明在危難之時率部越過野人山，差點把性命搭在山裡面，但由於他在緬甸時“得罪”過史迪威，蔣介石只能第一個把他召回國。

接下來，又輪到了羅卓英。

羅卓英原本就沒有實際指揮權，可當史迪威獨自“赴印旅行”後，他卻把所有失敗責任都一股腦兒推給羅卓英，還將對方說成是“棄軍逃亡”。

這些羅卓英都忍了，不料到了印度，史迪威不但不領情，還變本加厲，列舉了羅卓英的“十大罪狀”，非把人家趕走不行。

反正說一千道一萬，駐印軍這座山頭上只能由他史迪威一人掌控，“太上皇”地位也必須實至名歸。

史迪威認為中國人只能“勞力”，到前線去流血賣命，軍官應該全由美國人來當，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因此他曾提出要全部撤換中國軍官，不過他這個“雷人”建議，別說在蔣介石那裡通不過，就是美國政府也覺得很過分，因為連美國陸軍部都知道，中、美是盟國關係，中國軍隊並不是像緬軍、印軍那樣可供任意驅使的殖民地軍隊。

一計不成，再施一計，史迪威向駐印軍層層派駐聯絡官。這些聯絡官沒有多少是美國國內的正經軍官，基本都是剛剛從大學畢業的學生，僅僅是在學校裡接受過預備役軍官教育而已，不但沒有一點實戰經驗，連軍事知識都很有限。

問題是他們都學得跟史迪威一個德性，動輒以“監軍”和恩主自居，渾不把中國人放在眼裡，想怎麼欺負就怎麼欺負。

史迪威和“小史迪威”們的頤指氣使，讓同出美國名校的孫立人都看不下去，他曾和廖耀湘一起聯合提出抗議，中國駐印軍內部一開始就出現了嚴重的對立情緒。

洋人難侍候，但又必須有人侍候，否則駐印軍難以成軍，蔣介石的統帥部想到要重新物色一個人選。

最初，軍政部長何應欽提名邱清泉擔當此任，後者不僅找好了幕僚，還請人教了外交禮儀以及吃西餐的辦法。

可是邱清泉的老長官徐庭瑤和杜聿明卻找上門來，他們認為邱清泉不合適。

知道邱清泉的諢號是什麼嗎？“邱瘋子”，如果只論打仗，那是沒說的，可和洋人打交道不一樣，遇上史迪威，這位非操起板凳腿幹架不行。

何應欽聽後連拍後腦勺，邱清泉確實不行，可誰行呢？

杜聿明已經是出了名的好脾氣，羅卓英也不是刺頭，連他們都待不下去，要找一個合適的真是太難了。

徐庭瑤和杜聿明提出了新的人選，此人不僅是百戰之將，也同時具有忍辱負重，克己讓人的品德，因此立即得到了何應欽的認可，蔣介石得知後也連連表示贊同。

比杜聿明脾氣還要好，還要能夠隱忍，他是誰？

學田橫易，做大事難

1943年2月，鄭洞國被從前線召回重慶。

鄭洞國時任第八軍軍長，一般而言，最高統帥部如有什麼指令，都會由戰區長官部代轉，但此次不同，是蔣介石單獨召見，而且催促得非常急，讓這位老實人的心裡一路都在打鼓。

猜了很多啞謎，可當明白真相時，鄭洞國仍然吃驚不小。

蔣介石的統帥部決定在中國駐印軍下設新一軍，囊括當時所有駐印部隊，軍長人選就是鄭洞國，而這也意味著他即將完成連杜聿明都無法完成的任務——和史迪威打長期交道。

一個比上戰場還要艱鉅得多的使命！

不用細解釋，鄭洞國也知道此行有多難，但他沒有退路，老第五軍留下的那點骨血都在印度，中國遠征軍起死回生的希望也在那裡，重任在肩，別無選擇。

3月，鄭洞國抵達新一軍訓練基地，到職沒幾天，他就嚐到了美國人的“殺威棒”。

鄭洞國赴任時，帶來了老搭檔舒適存，後者任新一軍參謀長，他有一次和駐印軍參謀長柏德諾討論業務，中間發生了一些爭論。

按說大家共事，有爭論總是難免的，沒想到的是當舒適存準備回營時，發現自己所乘汽車竟然被柏德諾給下令沒收了，他最後只好走著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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