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全國各地許多家庭所帶來的悲傷苦楚時。淚水便奪眶而出。”

“就這樣，我度過了軍隊生涯嚴酷的開端。我在報到幾天後，就接受了一項棘手的工作：當時，我國‘升龍’號航空母艦在中太平洋被日本的遠洋潛艇擊沉，要我們通知遇難者家屬。他們的兒子、丈夫或是失蹤或是死亡。我們向遇難者最直系的親屬拍了近一百封電報，隨後又發了信。我們徵集了所有的打字員。在陳舊的打字機前一直工作到凌晨，悲哀的心情使大家沉默不語，人人心裡都明白這對更多的人將意味著什麼。”

“由於我還年輕，對事物可能過於敏感，這份工作在我的感情上刻下了深深的悲哀。當那些年邁的老人親自找上門來，或在電話中懇求我們提供更多情況時，我簡直心痛欲碎。一位身材矮小、體質虛弱的老年婦女千里迢迢從昆明數次找上門來。‘聽我說，姑娘，’她總是這樣解釋，‘他是我唯一的兒子，我們很晚才生下了他。除了他，我們什麼也沒有了。’她的面孔由於悲傷而顯得消瘦蒼白。我還記得，當時我想如果我的親人一旦發生不幸，那麼，如果真有神明存在，請一定讓這一切儘快結束，並給我一個準確的訊息。千萬別總是使用那些‘失蹤’或‘認為死亡而失蹤’之類含糊不清的詞句。”

“上一次世界大戰的恐怖仍然留在人們的記憶之中。國內到處都發放了防毒面具，無論在哪兒，我們總是把它帶在身邊。民用面具是裝在一個精巧的小紙盒裡，軍用的卻十分笨重，放在卡嘰布的背囊裡。設計空軍婦女輔助隊的軍服時，顯然沒人考慮過婦女的手提包中經常放置些什麼物品，或按當年的規定，婦女被禁止帶手提包時她們會怎麼辦。自然，名目繁多的女人用品不可避免地出現在裝有防毒面具的背囊中。現地檢查或穿戴防毒面具的操練中，常常在姑娘們的背囊中發現成堆的婦女用品。從口紅、粉盒到衛生紙，應有盡有，使人既驚訝又好笑。空軍婦女輔助隊中，我知道有這樣一個古怪的作法。寧願假裝昏倒在訓練場上，也不願讓人查出背囊中的藏物。”…；

“剛到這裡時，我們在一座機棚中極為難受的行軍床上度過了最初的幾夜。由於機棚的門無法關緊，我們都情不自禁地想幹嘛要當兵呢。但很快我們就被分派到市內或周圍的私家住宅中。運氣好的分到一間舒適的宿舍，女主人的照顧無微不至。倒黴的居住條件自然就很差。我最初分到的一家，夫婦倆都是自然病理學家。他們出於對我正常飲食習慣的尊重，有時會煎些肉，而平常我只好大量地喝芹葉湯。記得那時我總是飢腸轆轆。”

“我分到的第二家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年輕的女主人在當地的一家工廠裡上全班，她丈夫在附近的火車站上夜班。每天早晨我上班後，她才起床。所以我不得不自己準備早飯，煎蛋和煮麵條。晚上，她又總是遲遲不歸，以至我下班時常常吃不上晚飯。他們常在廚房中給我留張紙條，寫著‘今晚吃午餐肉’或‘罐裝麵條’，也有時僅寫著‘炒豆芽和饅頭’。我的晚餐經常是罐頭食品和麵包。值得慶幸的是，我父母離此地並非太遠，假日時可回家吃頓像樣的飯。”

“我在檔案局工作的以後幾個月中，正逢戰爭的發展停滯不前、正處於被人們稱為‘膠著戰’的階段，我國空軍傷亡相對較少。故我們的傷亡統計工作也不繁重。但好景不長，隨著對蘇聯和日本進攻作戰的升級，大量的傷亡報告接二連三地湧入我們的辦公室。6月8日，另一艘我們的航空母艦‘白鳳’號在日本沿海被日本飛機擊沉，艦載飛行人員傷亡慘重。但當我正在為空軍人員的傷亡而難過。而通知遇難者親屬的工作又使我倍受折磨時，我國東南部的一個角落裡發生了一些事件。並且很快就改變了我的全部生活。”

“上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那些不穩定的和平歲月裡，趨勢越來越清楚地表明，我國於本世紀內可能再次捲入歐洲大陸的劫難之中。日本出兵西伯利亞，義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亞，德國佔領萊茵和薩爾區，這一切都是軸心國更大野心的不祥之兆。我國政府採取了適當措施，以保證擁有足夠的無線電情報部隊，並有效地對付上述國家的無線電通訊。”

“慕尼黑危機之後，歐洲各國的情報機構進一步提高了戒備狀態，我軍的無線電情報部隊當然也加強了對日軍無線電通訊的監視。同時，日本方面正在擴編並改進其無線電情報部隊，日本海、陸軍的無線電情報部隊也不斷加強。世界正在進入一個複雜的電子偵聽的新紀元。”

“早在1939年5月，日本人就曾乘坐‘齊柏林’型飛艇飛臨我國東南沿海，旨在竊聽我無線電定向臺網（後來被稱為雷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