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意結合在一起。

其他的導演則更直接地循著《夏伯陽》一片所開闢的描寫歷史人物和英雄人物的道路前進。吉甘導演的《我們來自喀琅施塔得》（1936年），是國內戰爭的一個插曲，片中有一個恐怖殘酷的溺死段落，以後被羅西里尼所模仿，應用到他的《游擊隊》一片的最後場面中。另一部傑出的影片是萊茲曼導演的《最後一夜》（1937年），它透過幾個人物的遭遇來顯示十月革命末期的情況。一列分不清是敵人還是自己人的火車開進一個冷清清的四面埋伏著士兵的車站，是這部影片中一個緊張動人的插曲。人們在這個現代羅米歐與朱麗葉的愛情故事中可以看到悱惻動人的感情，這種感情也使阿倫什坦導演的《三個朋友》成為一部有價值的作品。

杜甫仁科在拍了《伊凡》一片表現一個大水壩的建設和它的建設者的思想變化之後，又導演了《航空城》。該片以西伯利亞為背景描寫邊防軍對日本間諜的鬥爭。片中那個賣國賊在泥濘的西伯利亞大森林裡被老獵人處死的一幕，充分體現了杜甫仁科的抒情手法。但他的才能一旦脫離了他出生地的烏克蘭，就顯不出什麼成就。因此，他以後又回到烏克蘭的主題，把“烏克蘭的夏伯陽”、出身於護士、以後成為紅軍將領、於1918年擊潰德國佔領軍的肖爾斯的事蹟，攝成了影片。

《肖爾斯》這部影片是杜甫仁科傑出作品之一。這位導演在這部影片裡再次象一個抒情詩人，把他對死亡、對英雄行為、對愛情和大自然的敏銳感覺糅合在一起。畫面的造型美非常驚人，例如，白雪掩蓋的原野，硝煙瀰漫象暴風雨時的天空，騎兵在盛開著葵花的遼闊田野上的賓士等等。最後，這部影片的劇情還滲透著一種有力的幽默，但它的主人公有些過於自信，總認為自己是對的。

另一些蘇聯導演則熱衷於攝製俄羅斯歷史上偉大人物的傳記片。瓦西里·彼得羅夫根據阿列克賽·托爾斯泰的著名小說攝製了《彼得大帝》上下集。彼得羅夫長時期以來專門攝製兒童片，1934年由於根據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古典戲劇攝製了《大雷雨》而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他的影片《彼得大帝》，如果沒有豐富的想象力，就很可能落於表現官場豪華的老套。這種想象力雖然有些淺薄，近於庸俗，但一直很強烈有力。優秀的演員塔爾哈諾夫、雅洛夫、契爾卡索夫（扮演皇太子）和塔拉索娃在這部影片裡生動地體現了人物的性格。

米哈伊爾·羅姆在拍攝《十三人》一片以後，接受了一個非常艱鉅的任務，來表現一個幾乎是當代的英雄人物。他傑出地拍成了《列寧在十月》和隨後的《列寧在一九一八》這兩部非常成功的影片。

普多夫金和愛森斯坦此時也攝製了一些以俄羅斯英雄人物為題材的影片。普多夫金常愛說：“我不喜歡歷史片。”他和多列爾共同導演的《米寧與波托爾斯基》是一幅壯麗的壁畫，但有些枯燥乏味。他們在1941年拍攝的《蘇沃洛夫大元帥》在表現這位將軍同沙皇鬥爭的段落中，刻畫人物心理非常傑出，但在表現阿爾卑斯山的戰役上有時缺乏均勻和生氣。

《亞歷山大·涅夫斯基》（1938年攝製）是愛森斯坦運用對位法以來第一次獲得燦爛成果的一部作品。這種對位法從愛森斯坦攝製第一部影片起就已成為他的特徵。他在這部影片裡企圖創造出一種可以和大歌劇相比擬的新樣式，把故事、音樂、歌唱、群眾演員、主要演員、佈景和機械裝置等一切舞臺手法發揮到頂點，以求造成一種豪華、高貴和莊嚴的景象。

愛森斯坦在攝製這部影片時有大量的資金和優秀的演員供他支配。嚴密的蒙太奇、細緻的構圖同普羅柯菲耶夫傑出的音樂結合起來，形成了一種“音畫對位”。這部優秀的作品很象一部長音階的交響樂。它的**部分，即條頓武士在冰湖的慘敗，是電影史上最完美的段落之一。但這部影片因極端講究技巧上的精練和過分想造成一種緊張有力的氣氛，結果有時反而遺忘了人物和劇情。可是對祖國的熱愛卻在影片很多地方突出地反映出來，條頓武士的被殲滅在片中更具有一種預言的意義。

最後還有一些根據有名的文學作品改編的影片。尤特凱維奇根據包哥廷的原作導演了《帶槍的人》，後來又導演了一部系列影片《好兵帥克歷險記》。萊茲曼把肖洛霍夫著名小說《被開墾的處女地》拍成了電影。頓斯闊伊則根據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著名小說攝製成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並拍攝了高爾基的三部自傳式的小說：《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1938年至1940年攝製）。《童年》一片（1938年攝製）尤其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