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信的感動，努力督促國民黨中央走向團結抗日的道路。毛澤東1936年9月8日致國民黨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信，引用《三國演義》的“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話，提出與邵聯合。邵力子以後對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的實現，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對在內戰中多次交戰過的對手朱紹良、王均等人，中國共產黨人也不計舊怨，多方聯絡。

對愛國將領鄧室珊的工作早有深厚基礎。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後，鄧寶珊即掩護和援助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並任用共產黨員葛霧雲、楊嘉瑞等人為秘書長、副官。

1932年鄧寶珊在蘭州任甘肅行署主任期間，不少中共地下工作的黨員來到蘭州建立了特別支部。1935年，中共中央發表“八一宣言”後，鄧寶珊積極擁護宣言關於“團結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張，曾奔走晉、冀、魯3省，會晤了閻錫山、宋哲元、韓復榘等人，敦促他們同仇敵愾，抗擊日寇。1935年11月，毛澤東派汪鋒攜帶他寫給楊虎城、杜斌丞、鄧寶珊的親筆信到西安進行工作。鄧當時恰不在西安，他得訊息後，曾準備親自來西安見汪鋒，因汪鋒已回瓦窯堡，終未見成，但已足見其對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意見的熱忱。

中國共產黨還對四川的劉文輝，雲南的龍雲，山東的韓復榘等做了大量工作，這些都對促進國共聯合作了重要的準備。

三、逼蔣抗日方針的提出與實施

1935年華北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華北地區步步緊逼，侵略氣焰更加囂張。

1936年5月，日本向華北增派大量軍隊，進一步控制華北地區各軍事要地及鐵路沿線。日本還派遣特務、浪人等，故意在中國各地製造事端，以配合其在華北的軍事侵略活動。與此同時，日本已制定了周密的全面侵華戰爭的作戰計劃。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要滅亡中國的嚴重局勢，中國人民都憂心如焚，廣大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以至民族資產階級，都要求抗日救國。甚至一些開明地主和大資產階級、地方軍閥，都因遇到了存亡的問題而不同程度地改變著對日的態度。國民黨政府中的親英、美派，也由於日本與英、美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對日本的政策開始出現部分的變化。

這時，中國共產黨透過組織、發動中國人民抗日救亡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踐，認識到“只有全中國各黨各派的共同奮鬥，全中國人民及武裝部隊的總動員，我們才能給日本帝國主義與漢好賣國賊以致命的打擊，而取得中國民族的徹底解放”。＇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案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頁。＇

在當時，爭取蔣介石集團停止內戰共同合作抗戰，尤為重要。蔣介石是國民黨的領袖，是國民黨中英、美派的代表，掌握著國民黨政府的軍政大權，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活動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因此，要實現全國全民族的抗戰，如果不促使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是無法達到目的的。共產黨前一階段所提出的“抗日反蔣”口號，已不適應當時形勢發展的需要，並且也無法為國民黨中各方面人士所接受。因此，中國共產黨考慮到國民黨中英、美派集團對於日本態度有轉變的實際可能性，為了促進蔣介石進一步轉向抗戰，實現全民族的抗戰，決定將“抗日反蔣”的口號改為“逼蔣抗日”。

1936年1月29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和人民外交委員王稼祥與紅色中華社記者談話時宣佈：“中國蘇維埃政府當然可以在抗日戰線上和他攜手。”＇《救國時報》1936年1月29日。＇

這是中共中央領導人明確表示與蔣介石合作抗日的態度。

1936年5月5日，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政府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指出：“國難當頭，雙方決戰，不論勝負屬誰，都是中國國防力量的損失，而為日本帝國主義所稱快。”“為了促進蔣介石氏及其部下愛國軍人們的最後覺悟……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以此行動向南京政府、全國海陸空軍、全國人民表示誠意，我們願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停戰抗日的目的。”＇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案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4頁。＇

這是中國共產黨放棄反蔣口號，直接公開地向國民黨提出建立抗日聯合戰線的建議，在全國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