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年9月18日正式成立，親自擔任會長。中共地下黨員杜任之、劉岱峰等為委員。

閻錫山在1936年秋成立“犧牲救國同盟會”和新的幹部訓練機構軍政訓練委員會，派專人到北平面邀共產黨人薄一波等回山西。中共北方局派川薄一波為書記，由楊獻珍、董天知、韓鈞、周仲英等5同志組成專門進行上層統一戰線工作的中共山西省公開工作委員會。他們於1936年10月到太原，很快同閻錫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統一戰線，並達成了3條協議，即宣傳共產黨的主張不受限制，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在用人方面給予方便並保證安全。

閻錫山同意這些條件後，薄一波以國民黨太原綏靖公署主任辦公室秘書的名義任犧盟會常委秘書，主持日常工作。隨後，即接辦了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大力發展組織，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山西公開工作委員會在中共山西省委配合下，利用統一戰線這種形式，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不但開展了山西的抗日局面，而且對於逼蔣走上團結抗日道路也發揮了作用。

毛澤東在1936年8月14日致傅作義的信中指出：“今之大計，退則亡，抗則存；自相煎艾則亡，舉國奮戰則存。”＇《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頁。＇

中共中央、毛澤東同時派出代表到西北、華北、廣東、廣西、四川等地，向國民黨地方實力派轉達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談判雙方聯合的事宜。西南地方實力派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曾提出反蔣抗日口號，並派代表聯絡東北軍張學良，派錢壽康與中共中央商談聯合事宜。毛澤東在1936年9月22日給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的信中指出：“當前急務，在於全國範圍內停止內戰一致對日”，而蔣介石現在還在進行內戰，“因循於對外退讓對內苛求之錯誤政策而不變”，望能“督促批判，責其更新”。＇《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頁。＇

對於他們提出的建立抗日救國協定的建議，毛澤東在信中答覆說：“實屬絕對必要。”＇《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頁。＇

從此，中國共產黨與李宗仁、白崇禧部建立了聯絡。

（四）爭取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和愛國將領的工作

中國共產黨為聯合國民黨愛國人士和愛國將領，逼蔣抗日，做了大量的工作。毛澤東1936年僅寫給他們的信函即達70餘封，最多的一天寫信9封。

毛澤東在1936年9月18日致宋慶齡的信中，對她在1927年後仍一直堅持孫中山先生的旗幟，真誠和共產黨合作，與蔣介石的反動政策進行鬥爭，表示敬仰，希望她能在國難當頭的嚴重時刻發揮更大作用。毛澤東在信中指出：“目前停止內戰聯合抗日之呼聲雖已普及全國，然而統率大兵之蔣氏及國民黨中央迄今尚無徹底悔禍之心。這種違反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之行為，實為國民黨大多數黨員所不應容許而應立起糾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喚醒國民黨中樞諸負責人員，覺悟於亡國之可怕與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變其錯誤政策，是尚有賴於先生利用國民黨中委之資格作具體實際之活動。”＇《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頁。＇

毛澤東寫信給關心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何香凝，讚揚她的革命行動，希望她能促進國共合作。毛澤東1936年12月5日致信抗日將領馮玉祥，讚揚其“一腔抗日救亡之義憤”，希望“先生登高一呼，眾山齊應，今日停戰，明日紅軍與西北‘剿共’各軍立可開進於綏遠戰場。”＇《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頁。＇宋慶齡、何香凝等對促進國共第二次合作起了重大作用。馮玉祥在敦促蔣介石抗日方面也做了有成效的工作。

1935年7月，李濟深、蔡廷鍇、陳銘樞、蔣光鼐等人在香港成立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創辦了《大眾日報》，提出“聯合戰線、武裝抗日”＇《救國時報》1936年7月25日。＇　的口號，嚴厲譴責南京政府的賣國獨裁政策。毛澤東在1936年9月22日親筆致信蔣光鼐、蔡廷鍇，並派人送去中國共產黨8月25日致國民黨書和《關於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毛澤東在信中讚揚他們的愛國行動，希望他們推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毛澤東在1936年9月22日還寫信致國民黨中有影響的人物，北京大學、中央研究院之學術領袖蔡元培，懇切希望他能運用自己在國民黨內的影響，力促蔣介石等團結抗日，蔡深受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