餉，使他們的生活墮落，他們的時間並沒有用在戰鬥訓練上，反而用在聲色犬馬上，成為滿族人腐爛的根源。

對漢人清政府完全效法明政府的手段，繼續用科舉作為武器，使中華民族中所有知識分子比從前更嚴重的醬在獨佔性的儒家系統和僵硬的八股文之中。同時對漢人傳統的中華民族本位主義，予以打擊，強迫中華民族接受多元觀念，承認滿族人並非夷狄，同樣也是中國人，而且是中國的主人。

對蒙古人清政府利用他們的戰鬥力，而根絕他們的智慧和知識，也就是徹底的愚民政策。除了阻止蒙古人接受教育和阻撓蒙古人漢化外，還誘使蒙古統治階層“王”、“公”之流生活靡爛，跟人民形成尖銳的對立，使他們不能追求更高的理想，而且也根本不知道有更高的理想。

對西藏人清政府尊重他們信奉的喇嘛教，而禁止他們從事政治活動。事實上西藏人在喇嘛教的“泥沼”中，也沒有餘力去過問政治。清政府用隆重的禮節對待達賴和班禪，鼓勵西藏人出家當喇嘛，賦給喇嘛精神上的尊榮和物質上的利益，喇嘛是不準結婚的，在清政府的鼓舞下，本已日漸減少的西藏人，更加速減少。喇嘛教如果繼續不變的話，西藏人會走入自然滅種的結局。

對維吾爾人清政府看他們比蒙古人西藏人，要低一級，連謀略性的優待都沒有，反而有相當難堪的迫害。滿族官員虐待蒙古人、西藏人的事件不多，而虐待維吾爾人，以致激起民變的事件，卻層出不窮。而且把新疆看成東北第二，作為滿族人發展的專用土地，阻止漢人前往移民，早已移民過去的一些漢人，本來跟維吾爾人相處得十分融洽，清政府下令漢人必須單獨居住，不準跟維吾爾雜居。於是每一個城市都分裂為二，漢人集中漢城，維吾爾人集中回城，絕對不許通婚，平時也不準有友誼上的交往，呈現一種人為的畸形社會形態，目的只是為了防止維吾爾人跟漢人結合。

這種情形，在行政區域劃分和地方政府的組織上，明顯地表現出來。中國本土被劃分為十八個省，簡稱為“本部十八省”，以漢人為主，仍維持明王朝遺留下來的社會和政治結構。省長稱“巡撫”，兩省或三省（有時候也有一省）設立一個大軍區，大軍區司令官稱“總督”——也可以稱為太上省長。這些地方政府的高階官員，當然全由滿族人擔任。直到下世紀（十九）中期之後，滿族人無力控制全域性，才不得不情願任用漢人。

東北是滿族人辮子王朝的發祥地，設立了三個“將軍”，一個駐盛京（遼寧瀋陽），稱盛京將軍；一個駐吉林（今吉林省吉林市），稱吉林將軍；一個駐齊齊哈爾，稱黑龍江將軍。他們辦公的官署，稱將軍衙門。但他們的轄區卻沒有名目，既不稱省，也不稱特別區。人們迫於需要，只好稱它為省，而把全部滿族故土，稱為東三省，但事實上並沒有省，直到二十世紀初葉，才由清政府改稱為省。滿族人的政治思想仍十分簡陋，只有部落（八旗）觀念，還沒有行政地區觀念。將軍事實上是總督兼省長，主要任務是維持治安和防止漢人移民。

內蒙古，則設立三個官階比“將軍”次一級的“都統”，只管軍事。一個駐承德，稱熱河都統。一個駐張家口，稱察哈爾都統；一個駐綏遠城（內蒙呼和浩特），稱綏遠都統。主要任務在鎮壓蒙古人叛變和防止漢人移民。內蒙古人民則自己有自己的盟長（地區首長）、旗長（縣長），享有比漢人稍高的自治權力。

青海，設西寧將軍。西寧城在行政上屬於中國本部十八省之一的甘肅省，但駐在西寧城的滿族人將軍，卻是青海地區的首長，地位跟東三省的將軍一樣。他統治下的有漢人、蒙古人、藏人，情況比內蒙古複雜。

外蒙古和西藏，在每一個地區的首府，設一個“辦事大臣”，駐外蒙古庫倫（烏蘭巴托）的稱庫倫辦事大臣，駐西藏拉薩的稱西藏辦事大臣：他們在性質上類似總督，但來辦對外國的交涉。在外蒙古境內，與庫倫辦事大臣並置的，又有烏里雅蘇臺將軍，職掌跟設於東北、青海的將軍相同。外蒙古人民和西藏人民享受的是更高度的自治，他們不直接隸屬於辦事大臣，而仍然直接隸屬於他們原來的首長，獨立王國的形式繼續存在，辦事大臣只不過是清王朝皇帝的代表。

新疆，在它的首府伊犁（新疆伊寧·準噶爾汗國的故都），設伊犁將軍，跟東北、青海各將軍性質相同。另外在喀什噶爾（新疆喀什），設一個參贊大臣，負責天山南路維吾爾人和漢人間的事務。

七 朝鮮·琉球·安南

跟疆土開拓同時進展的，是藩屬關係的加強。藩屬，用現代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