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牡丹盛開,玄宗李隆基與楊貴妃乘夜遊賞,詔來翰林學士李白命賦詩助興,李白即以牡丹喻貴妃,遂成“雲想衣裳花想容”、“一枝紅豔露凝香”、“名花傾國兩相歡”《清平調》辭三章,極是膾炙人口。太和、開成間,唐文宗還特為打聽京城傳唱的牡丹詩中,誰者第一,得到的回答是,中書舍人李正封,句有“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文宗聞之嗟賞移時,從此,牡丹有“國色天香”的美譽。帝王的知遇,朝野的推重,令牡丹身價扶搖直上。《唐國史補》曰:“京城貴遊尚牡丹三十餘年矣。每暮春,車馬若狂,以不耽玩為恥。執金吾鋪,官園外寺觀,種以求利,春有植數萬者。”當朝詩人亦有描述,如“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顆”(柳渾)、“此物疑無價,當春獨有名”(裴說)等。牡丹被譽為“國色”、“花品第一”,舒元輿的《牡丹賦》說得明白:
我案花品,此花第一。脫落群類,獨佔春日。其大盈尺,其香滿室。葉如翠羽,擁抱比櫛。蕊如金屑,妝飾淑質。玫瑰羞死,芍藥自失,夭桃斂跡,穠李慚出,躑躅宵潰,木蘭潛逸,朱槿灰心,紫薇屈膝……皆讓其先,敢懷憤嫉!
北宋時期,牡丹繼續獲得最高的推崇,有“花王”之稱,培植中心則由長安移至洛陽。洛陽牡丹甲天下,以致那時洛人獨稱牡丹為“花”,而決不會與他花混淆,發生誤解。吳越王錢俶之子、西昆體詩人錢惟演為洛陽留守時,曾特地將洛陽牡丹貢奉京城。洛陽牡丹之盛,歐陽修《洛陽牡丹記》、周師厚《洛陽花木記》和《洛陽牡丹記》、丘濬《牡丹榮辱志》、李格非《洛陽名園記》都有專門的記述。此外,陳州(今河南淮陽)牡丹也是一個著名的種植點。
到了南宋,雖有梅花後來居上,名壓眾芳,畢竟花期各有限,風流難獨專,你佔你的春訊息,我候我的養花天,(《花品》:“牡丹開日,多有輕雲微雨,謂之養花天。”)自有不相干處。每至暮春,牡丹開處,觀者雲集,追慕之力,未見稍歇。皇家苑囿,更是精心呵護,鋪張安排。周密《乾淳起居注》載:“淳熙六年三月十五日,車駕過宮,恭請太上太后幸聚景園,次日……至錦壁賞大花,三面漫坡牡丹約千餘叢,各有牙牌金字,上張碧油絹幕……”當時除了臨安(杭州)外,越州(今浙江紹興)、天彭(今四川彭山)亦以牡丹的種植聞名。
明清二代,牡丹先後在亳州(今安徽亳縣)、曹州(今山東菏澤)興起,盛況不減前朝。
牡丹能在花壇上常豔常芳,是與勞動人民長期的辛勤培育分不開的。唐代有一個著名的園藝師宋單父,字仲儒,據稱他植藝技巧高超,終被皇帝召至驪山,育牡丹花萬本,色樣各不相同,受到千金獎賞,這是見於載籍的。至於無名花匠,則更是藏龍臥虎,不可勝計的了。宋李格非雲:“今洛陽良工巧匠,批紅判白,接以它木,與造化爭妙,故歲歲益奇且廣。”正是透過千千萬萬這樣默默無聞的花工的勞作,牡丹才能優選劣汰,異品迭出,驚人眼目,誰見誰愛了。
七、唯有牡丹真國色……唐·劉禹錫(3)
段成式《酉陽雜俎》載,長安興唐寺有牡丹一窠,唐元和中有一年春天,長出二千一百朵花,其色有正暈、倒暈、淺紅、淺紫、深紫、黃、白、檀等,有的花面徑達七八寸。像這樣的牡丹,今日大概也難見到,足見當時植藝的高超。古代,牡丹品種以姚黃、魏紫最為著稱。姚黃本章開首已道及,它是宋朝民間姚氏家中培育出來的。牡丹本有“花王”之譽,而姚黃獨又冠名“花王”,真是王中之王了。魏紫,千葉,肉紅色,出壽安山中,由樵人發現,為後周魏仁浦買去置於園中,遂名魏紫,被稱為“花後”。他如鶴翎紅、九蕊真珠、鹿胎花、瑪瑙盤、御衣黃、疊羅、瑞露蟬、觀音面、醉楊妃、素鸞嬌、萬卷書、駝褐裘、睡鶴仙、藕絲霓裳等,花名雅緻,珍品極多,難以一一備述。
許多珍貴品種的培育法古人一向是注意技術保密的,並不輕易外傳。為什麼包括歐陽修《洛陽牡丹記》在內的大多數花木專著,對具體花品的如何栽培皆語焉不詳,有些記錄甚或只是以訛傳訛的猜測,為什麼上面提到的名品不少其實早已絕種,未能存留下來,想來這是原因之一吧。《墨莊漫錄》有一則記載,就足以懷疑:“洛中花工,宣和中,以藥壅培於白牡丹,如玉千葉、一百五、玉樓春等根下,次年花作淺碧色,號歐家碧。歲貢禁府,價在姚黃上。”北宋宣和年間植育出“歐家碧”,約摸是事實,但說成是透過在某些白牡丹的根基下埋藥,從而獲得這一綠花品種,以今人眼光看,並無科學根據,必是無稽之談了。有趣的是,這種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