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多年貧窮的生活，其實我並不是在為家庭承擔責任，而是為錯誤的反右派運動，為父親被錯劃為右派承擔苦果——本來，這苦果不是應該由我來承擔的。所以，我是‘左’的路線的受害者。像我這樣，在全國有許許多多普通老百姓，都承受著‘左’的苦難。

“當女兒寄養在安徽老家時，我每個月的工資，當時只有四十八元五角，除了留十幾塊錢吃飯之外，全部寄給家裡。那時，我常常到了月底，沒有錢了，連吃飯都困難，就到朋友家裡借個三元五元，混過困境。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也沒有向國家要過一分錢的補助。

“女兒來上海以後，我也仍儘自己最大的努力負擔家庭。可是家裡還不夠用，還欠債。到了1964年，家裡為了還債，甚至不得不變賣了傢俱。

“所以，父親一談起家庭的往事，就說，‘我們家全虧厚英’！

“直到現在，我仍為父母承擔贍養的責任，因為父母都老了，需要我在經濟上給以支援。”

戴厚英對父母、對家鄉充滿著愛心。她幾乎每年春節都回家，跟父母、鄉親一起過節——從當年最貧窮的時候到後來成為“著名作家”，一直如此。

戴厚英和故鄉，和父母、姐姐、弟弟、妹妹、鄉親，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絡。這麼多年，她幾乎年年要回鄉探望。雖然她曾開玩笑地對我說：“每一回回家，我都得‘上上下下打點’！”但是，濃濃的鄉情，濃濃的親情，使她每一回回家，都得到了心靈的慰藉。

戴厚英曾說，她的父親信奉這樣的人生哲學：

“破帽常戴，吃虧常在。”

戴厚英對這句話作了這樣的註釋：

“破帽子好，可以戴得時間長；吃虧好，可以活得時間長。”

戴厚英還“總結”了戴破帽子的“三大好處”：

“其一，破帽子沒有人搶，沒人偷，戴得長久。

“其二，天底下總是破帽子多，新帽子少，因此戴破帽子顯得‘大眾化’。

“其三，戴破帽子的人沒人看得起，因此也沒有人嫉妒和排擠。”

戴厚英的父親，正是戴著右派分子這“破帽子”，過著“吃虧”的日子。

父親錯劃為右派分子，對戴厚英的人生道路和創作道路，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

由於戴厚英成了右派分子的女兒，她此後曾長期處於“二等公民”的地位，在政治上得不到信任和尊重。尤其在“左派”掌權的“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月。她揹著“右派子女”的沉重的十字架，艱難地在人生道路上喘息著蠕行。

戴厚英的作品，一直充滿悲劇色彩，究其原因，也源於此。尤其是在她的代表作《人啊，人！》中，戴厚英描寫了主人公何荊夫在1957年因所謂的“用資產階級人性論反對黨的階級路線，用修正主義的人道主義取消階級鬥爭，用造謠中傷攻擊黨的領導”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從此開始人生的坎途。其實，何荊夫身上，有著戴厚英自己的影子。

其實，從戴厚英的生活和創作道路可以看出，1957年那場所謂的反右派運動，不僅僅使五十多萬無辜的右派分子貶為“賤民”，而且還深刻地影響了下一代——右派分子的數百萬子女。

戴厚英後來堅定地、勇敢地用她的筆與“左”先生們鏖戰，就在於父親被打入“另冊”後，使她看透了“左”的危害和可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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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戴厚英寫《非命》（6）

“一個人頭上一顆露水珠，各人享的是各人的福。”

“自己跌倒自己爬，指望人家是瞎話。”

家鄉流傳的富有哲理的話，使戴厚英明白“一切靠自己”。

人窮志不短。從小就在逆境中遭受磨難的她，練就了倔強的性格。她不知逆來順受，卻只知逆風行舟。她很早就飽嘗了“左”的苦難。她懂得了奮搏的含義。

戴厚英曾這麼說：

“父母給了我一個不安分的血型‘O’。一個永遠畫不圓的圓圈，一塊什麼也不長的石頭，這就是‘O’。”

“既然淮河哺育了我，我就應該俯首帖耳地做她忠實的女兒。”她是家中唯一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她的姐姐是文盲。儘管祖父以為女孩子不需要讀書，她還是哭著要念書。

她從小學唸到初中。從進初中開始，她就住校，離開了家。父母稱她為“孤雁”，遠離了雁群。

戴厚英卻說，她其實不是“孤雁”，她的心一直和“雁群”緊緊繫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