夠資訊了。

一向樂觀的勞合·喬治對同僚說，他認為威爾遜沒有真正排除補償金的可能性。英國人關心的是，如果威爾遜固執己見，英國只能得到對被德國擊沉的戰艦的賠償，而法國將得到最大份額；但英國人認為由於不善財政管理，法國人很可能浪費得到的補償，英國人還懷疑法國沒有竭盡全力向英國還債。正如邱吉爾所說：“作為國家，法國瀕臨破產，但作為個體的法國人卻越來越富裕。”

勞合·喬治先是試圖說服威爾遜，繼而是威脅。1919年3月末，他對威爾遜說，他可能不會在和約上簽字，除非賠款中包括英國的部分開銷。幸運的是，斯馬茲提出一個獨創性的解決方案。他指出制訂停戰協定時，歐洲盟國已經指明，德國應對所有因其侵略而對平民造成的損失負責，而且當時美國也同意他們的觀點。因此，賠款必須包括髮放給士兵家庭的津貼以及孤寡撫卹金，結果使實際數目翻了一番。而同樣是斯馬茲，四個月前還警告勞合·喬治不要提出過分要求，並在隨後一個月強烈抗議，認為鉅額賠款將使德國癱瘓。道德高尚、聰明睿智的斯馬茲自我安慰地認為，他並沒有前後矛盾，他辯稱他只是說出了和會大多數法律專家一致認可的意見。更具諷刺意味的是，他認為如果不包括撫卹金，法國將得到大部分賠款。

威爾遜接受了斯馬茲的建議，但美國專家認為他的論證荒唐而不合邏輯。“邏輯！邏輯！我不在乎邏輯，我將把撫卹金包括在內！”威爾遜告訴他們。他的決定最終隻影響了賠款的分配，因為最後的數目只能由德國的實際支付能力決定。

雖然威爾遜因放棄原主張而受責備，但正如凱恩斯所說，勞合·喬治遭受的指責更多。他迷惑了美國人，使英國公眾夢想得到大量德國賠款。他被當時的許多人看作是不敢堅持自己原則的自由黨人。當然，他前後不一致：當澳大利亞的休斯最初索賠成百上千萬英鎊時，勞合·喬治指出德國只能依靠擴大生產和在世界市場傾銷便宜商品才能籌集這筆資金。“這意味著我們將使兩代德國人淪為奴隸。”另外，它還將損害英國及其貿易。可是後來勞合·喬治轉變了態度，並任命休斯為某委員會主席，該委員會主要由著名的強硬派組成，負責為英國政府起草德國賠償能力的初級估算。來自加拿大的喬治·福斯特男爵說：“這是我所任職的最奇怪的委員會。”他們幾乎不蒐集證據而主要依靠個人印象及想當然的想法；如福斯特所說，“最大限度地讓匈奴賠款，不論這是否會導致幾十年的佔有和管轄。”

和會上，勞合·喬治依然猶豫不決。他激烈地與威爾遜和克雷孟梭爭論，要求鉅額賠款，卻又在三月底在其著名的《楓丹白露備忘錄》中大談節制適度。他反對在和約中寫下確定數目，因為它有可能太低；而後，六月，當德國人抱怨說協約國應該規定一個確切數字時，他立刻改變了主意。他有時聽從溫和派凱恩斯和蒙太古，有時聽從英格蘭銀行前主管壩利夫勳爵和一位法官薩姆納勳爵。凱恩斯戲稱他們為“絕配”，這二人普遍被視為和會的壞人；“他們經常形影不離，而且一有極壞的事要做總是找他們。”勞合·喬治任命他們為賠款委員會的英國代表，但當3月為打破僵局而成立特殊委員會時，他選擇了蒙太古。一個美國人說：“當他想做事時，他就選擇蒙太古和凱恩斯；當他想避免正面交鋒時，就選擇薩姆納和坎利夫。”凱恩斯憎惡這兩位對手，勞合·喬治後來也稱，他為他們缺乏判斷力而感到震驚。和會期間，他毫無誠意地對美國人說，他自己可以接受低額賠款，但卻無法讓這對“絕配”同意。

坎利夫和薩姆納都認為他們應該最大限度地為祖國贏得利益，但他們隨時準備妥協並接受勞合·喬治的指示。當他反對誇大戰爭費用時，薩姆納對賠款委員會的同僚說，“在這兒，我們應該有點政治家的樣子。”如果有勞合·喬治的指示，兩人都會要求在條約中規定具體金額並且是較低的數目。他為什麼不那麼做呢？他的優柔寡斷毀壞了他的名聲也使巴黎的同僚備受其苦。美國專家拉蒙特說：“我希望勞合·喬治先生能夠告訴我們他到底想要什麼，這樣我們就能判斷他和威爾遜總統的想法究竟是大相徑庭還是緊密一致。”由於勞合·喬治激怒了包括威爾遜在內的美國人，他使自認為最重要的外交關係處於危險之中。問題是他自己也不清楚他或者英國人民到底想要什麼。在巴黎，勞合·喬治似乎一直在思考，在摸索。

賠款（4）

他性格中的一面促使他希望看到德國被罰。無論他的敵人怎麼說，勞合·喬治在道義上都憎恨戰爭，而德國發動了有史以來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