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在心理上便覺得名節有虧，遺書中說“只欠一死”，應當是指此次自殺行動，而“欠”字則代表名節有汙，必當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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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哲到經史的痛苦歷程

1898年，王國維第二次鄉試落第後，希望去國外留學，可家裡無力資助。不得不於1899年到上海謀生，利用工餘在東文學社就讀，主要學習新學及日語，為前途尋找方向。

在此過程中他對西洋哲學萌發了興趣，發生了他學術人生的第一次轉變。以後數年醉心於尼采、叔本華的學說。但是他研究哲學的最後收穫卻是“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理智上雖接受了西方思想，感情上卻與中國舊文化無法割捨，形成了尖銳的矛盾，人生方向反而更加彷徨。逐漸，王國維對於哲學有了厭倦之情。

接下來填詞成功使他在文學中找到了樂趣，遂轉向文學研究，是為學術方向的第二次轉變。不過他很快意識到：自己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所以愈加苦悶，在文學、哲學之間徘徊不定，不能決定專攻方向。

1909年，王國維隨羅振玉進京，在清朝的體制內謀到了一份職。這個階段的他心態相對安定，開始轉向戲曲研究，這可算作是第三次轉向。然而，辛亥革命的爆發打破了他怡情弄性的生活。跟隨羅振玉流亡日本京都之後，王國維的治學發生了第四次重大轉變。

這時的王國維正處在家國無望，漂泊異鄉，前景渺茫的時期，內心的苦悶是顯然的。

羅振玉在這個時候起到了精神導師的作用，他堅定地告訴王國維：“士生今日，萬事無可為，欲拯此橫流，舍反經信古未由也。公年方壯，予亦未至衰暮，守先待後，期與子共勉之。”

王國維聽了羅振玉的慷慨陳詞，如聞雷擊，覺得自己從多年的茫昧中醒了過來。以前覺得濟世無門，才灰心於西洋哲學、文學、戲曲研究。現在羅振玉指出了一條道路，讓王國維看到了他一直苦苦追索的人生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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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軼事

不跟王先生同桌

王國維與人交往，除了談學問或正事，很少閒聊，更不會對人講應酬話。如果有人請他看一件古銅器，他看了是假的，就會說“靠不住的”，而請他看的人無論怎麼說這個古器色澤如何古雅，清綠的如何瑩徹，文字如何精緻，什麼書上有類似的著錄，將這些提供給他做參考，再請他仔細看一下。他看了以後，依然會說：“靠不住的。”不附和，也不駁難。

王國維的外表也總是嚴肅冷峻的。趙元任的太太楊步偉對他頗有些害怕。楊步偉是個直爽的大嗓門，但見了王國維卻總是噤不出聲。王國維五十壽誕時，清華大學的同事辦了三桌酒席祝壽，趙太太硬是避讓著不和王國維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國維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語，而趙太太那桌卻笑語不絕。

名家評價

愚以為中國二千五百餘年文化所鍾出一辜鴻銘先生，已足以揚眉吐氣於二十世紀之世界。——李大釗

辜鴻銘的國學功底在於具有高瞻遠矚地批判、理解中國思想的眼光……他並非純粹的國學家，但他只要具備理解、批判中國文化並與西方文化進行比較的能力，就足夠了，因為除此之外的研究，對他來說都是多餘的。——清水安三博士（日本漢學家）

吾人之於辜氏，毀之固屬無當，而尊之亦不宜太過。辜氏譬如有用之興奮劑，足以刺激，使一種麻痺之人覺醒；而非滋補培養之良藥，使病者元氣恢復、健康增進也。——吳宓

寂寂而終，兩女為尼

1917年，辜鴻銘踴躍參與“張勳復辟”，被封為“外務部侍郎”，12天后復辟失敗，辜鴻銘只好又回到北京大學教他的英文，不過等待他的卻是激進的師生們送給他的一頂“復辟論者”的帽子。為了避免政治上的攻伐，校長蔡元培不得不公開發表言論為他辯護：“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面對新文化陣營的譏嘲，辜鴻銘兩次在上海《密勒氏遠東評論》上發表題目為《反對中國文學革命》和《留學生與文學革命》的文章，言辭激烈，譏笑胡適以“音樂般美妙的聲音”、粗庸鄙陋的“留學生英語”談論所謂“活文學”和“重估一切價值”，極力反對新文化運動。

辜鴻銘的反擊顯然勢單力孤，新文化運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