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王國維“孤忠耿耿，深惻朕懷”，於是特“著加恩予諡忠愨”。派貝子溥伒當天前往祭奠，賞給陀羅經被和兩千銀圓治喪。3個月前，康有為猝死青島，門生們曾向溥儀申請諡號“仁忠”，但遭拒絕。可見溥儀對王國維的“殉清”相當看重。

王國維的家人遵照他的遺命，於陰曆五月十七日（公曆6月16日）申刻卜吉營葬將靈柩下葬，墓地選在了清華園往東二里的七間房。

下葬當天下起了雨，道路非常泥濘。由於正值暑假期間，研究院很多學生都放假回家了，送葬的只有包括校長在內的幾十人。

事後，羅振玉主持了王國維遺著的校理和編輯出版工作，一年內，將其已刊和未刊的著作分編四集，以《海寧王忠愨公遺書》為書名出版。

兩年後，清華研究院同仁請陳寅恪為王國維撰寫碑文。陳為王國維寫下墓誌銘：“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此後，中國戰禍連綿，國將不國，人人自危，一代大師魂魄飄零，伶仃於昆明湖上。然而，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一個正當盛年的天才學者如此決絕地走向不歸路呢？

遺書藏玄機

王國維遺書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這16字意味深長。

王國維生於光緒三年，父親王乃譽也是讀書人，喜歡畫畫，能臨摹錢叔美的作品，太平天國起義時，棄儒從商。他曾在日記中寫過對王國維的培養計劃：讀經書、考秀才、中進士，經世致用，光宗耀祖。王國維天資聰穎，16歲就中了秀才，之後到杭州敷文書院進學準備應考。

王國維自己有選擇地讀書是在16歲時，他在杭州以自己積攢的零用錢買了《漢書》的前四冊，愛不釋手，以究經史大義為樂，對八股時文不是特別上心。1893年、1897年兩次鄉試均名落孫山，非常灰心。如果在以前，他有兩個選擇：一是繼續考下去，直到取得功名；另外就是選擇坐館教書或者當師爺去，他的父親就曾經在浙江溧陽當過幕僚。

但是這是一個列強入侵、朝政腐朽、思潮湧動的時代。

甲午戰爭之前，西學的影響僅限於國內沿海的幾個大商埠，中國的幾大書院都沒有西學的痕跡，科舉考試製度尚未被觸動，大多數的讀書人仍在四書五經的氛圍中。戰後，西學在國內陡然興盛，日本成為學習的樣板，學新學、救國家的風氣使許多人在傳統科舉考試的道路之外多了一個選擇——留學。20世紀頭十年中留日學生總數即達5萬人以上。

王國維順著社會潮流學習新學，但也像當時的許多讀書人一樣，有一種人生目標被顛覆和理想實現途徑被阻斷之感。就是在這種苦悶的情緒中，王國維接觸到了悲觀主義哲學。可是隨著他對西學思想的深入瞭解，逐漸產生了厭倦之情，認為西學的根本精神在於“競爭”和“貪”，中國人本以中庸為貴，但由於對西方的盲目學習而導致“紀綱掃地，爭奪相扔，財政窮蹩，國幾不國”。可以看出，傳統的“三綱六紀”執行得好壞，是王國維評判朝政的標準，他對於西學救國的主張是持批判態度的。

辛亥革命後，王國維避居日本5年，回國後發現，社會風氣日見敗壞。他曾做《論政時疏》說：“先王知民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獨治也，故設官以佐之，而又慮君與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他對代表著周孔統治之道的清朝體制念念不忘，而對西方人的立憲、共和，則認為是由貪心不足而造成的畫蛇添足。他寄望於廢帝溥儀能勵精圖治、重振朝綱，但是天下共和大勢浩浩蕩蕩，已無可挽回，溥儀自己也旦夕不保，這使得王國維思想上陷於絕望。

1917年，張勳復辟。王國維寄予很大的希望，但希望很快破滅。

1923年，王國維應召任清遜帝溥儀“南書房行走”。這個時候溥儀已經退位，但是在紫禁城內依然保持皇家體制，稱朕稱詔敕，保持君臨天下的態度。跟隨他的人，依然稱陛下，稱皇帝，不改忠義之心。王國維進入清廷南書房，屬於特恩直拔。由一個秀才榮升為“帝師”，欣然從之並深感溥儀的知遇之恩。

1924年，馮玉祥率軍“逼宮”，溥儀先藏於日本公館，後又移居天津張園，苟安一時。此時王國維已是受過溥儀冊封的命臣，對於革命軍撕毀民國優待皇室的條件非常憤怒，引為奇恥大辱，便約羅振玉、柯蓼園同沉神武門御河，後因家人極力阻攔、嚴密看守未果。

既然沒有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