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法恐怕也過於天真，並不能適應當時的市場效應。改編過的傳奇仍然文辭太過典雅，脫離不了文人戲曲的窠臼，所以這些工作只能作為他身處淪陷時期北京城的消遣，真正搬上舞臺的只有一出改編李漁《玉搔頭》的《鳳雙棲》，四十年代中由張君秋演過幾次而已。

“新文化運動”對京劇的衝擊和影響應該說是很小的，我想主要的原因是由於戲曲所面向的是市民階層的娛樂市場，而“新文化運動”的思潮還僅侷限於文化與知識界。無論是清末上海潘月樵、夏月潤、夏月珊兄弟排演的時裝新戲，還是後來梅蘭芳、尚小云編演的《一縷麻》、《鄧霞姑》、《摩登伽女》等，對於京劇的發展來說，只能算是曇花一現，沒有產生過什麼重大的影響。在京劇近現代發展脈絡當中，我們更多看到的是演員個人的才藝和流派淵源。戲曲的內容和文學形式已經降低到次要地位，這也是我們在撰寫戲曲發展史時遇到的最棘手的問題，從金院本、元雜劇到明清傳奇，可以很順暢地述其文學脈絡，但到同光以後，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只有演員和流派了。

月華秋水夜聞歌——文人與戲（3）

胡適、錢玄同和魯迅的文學觀點雖然迥異，但他們對傳統戲曲的抨擊卻大體一致，在文化人中，他們幾位對舊戲都沒有興趣。儘管如此，“新文化運動”的前後，卻正是京劇處於鼎盛時期的年代，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京劇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在當時並沒有脫離整個社會的主流美學趣味，市民階層不消說，文人對於戲曲的熱情也絲毫沒有因“新文化運動”而削弱。

自清代光緒末年以來，劇場已經有了現代照明裝置，加上宵禁制度的弛廢，夜戲、堂會不夜於京城，津滬兩地更是繁華踵至，於是看戲（北京舊稱聽戲）成為各個階層最重要的娛樂活動。那時的夜戲大約起於晚上六時，直到午夜方才散戲，演出劇目可達七八出之多，堂會戲更有開始於中午，直到半夜方散的現象。從清末民國以來直至五六十年代的許多文化人日記中，幾乎都能找到在戲院看戲的記錄。我曾刻意瀏覽過這些記錄，發現看戲已不侷限於社會科學界的近代學人，也有許多研究自然科學的學者參與其中，除了記述觀劇之事，還有不少對戲曲和演員的評論。

曾經有人說，舊時的教授在工作之餘有三大嗜好，那就是逛書攤、吃小館兒和看京戲。那時除了城內的大學外，西郊燕京和清華的教授們只能在週末才有這樣的機會。大抵是在週六中午進城，去琉璃廠、隆福寺或東安市場的各類書店看書買書，晚上在城內小館兒吃個晚飯，再到吉祥、廣和、中和或開明看場戲。散戲後，在城內有寓所的則可住下，沒有寓所的就借宿在親友家。正因為這種交通的不便，燕京、清華在城內都設有幾處招待所，以備散戲後不能返回學校的教授們留宿。東城騎河樓西口路北有一處院落，就是清華的招待所，我小時常去玩，那裡就是專門為清華教授週末進城看戲而準備的。

前幾年，寫過《張家舊事》、《最後的閨秀》的張允和先生曾在語文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崑曲日記》，當時只印了一千冊，現在已經很難找到了。這是一本體裁很特別的書，與其說是日記，不如說是一部記錄北京崑曲研習社歷史的書。

北京崑曲研習社成立於　1956年，是俞平伯先生與幾位致力於崑曲研究的同好發起的，但在兩度興廢的幾十年間，真正主持社務活動的卻是幾位出身名門的家庭婦女，如張允和、周銓庵、袁敏宣、許寶等。

她們以傳承崑曲藝術為己任，潛心研究，踐習氍毹，交流曲人，薪火相傳，在崑曲發展的歷史上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崑曲日記》附有“曲人名錄”，收錄了現代崑曲愛好者與崑曲研習社交誼深厚的專業前輩、演員近二百人。我發現在這二百來人中，除了部分專業人士外，佔大多數的則是許多大家熟悉的文化界長者。因為家庭及其他方面的關係，直至在後來的工作中，我對他們都是十分熟悉的。例如傅惜華、張伯駒、鄭振鐸、俞平伯、華粹深、葉仰曦、許寶駒昆仲姊妹、葉聖陶及至善至美父子、徐凌雲、唐蘭、譚其驤、吳曉鈴、胡厚宣、吳世昌、倪徵、張谷若、朱德熙、周有光、朱家、吳小如，等等，都名列其間。雖然他們各有不同的學術領域，如文學、史學、考古、法律、語言文字，都可謂一界之泰斗，但對崑曲卻都有著很深的修養，且熱衷於崑曲的傳習活動。我至今仍記得　1959年在文聯禮堂（即今商務印書館）多次觀看他們彩排和演出的舊事。彼時十一二歲的我剛剛開始看崑曲，只是記得禮堂內很熱鬧，演出前大家彼此寒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