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能當選狀元秀。籃協的目標有兩點：一是確保姚明當上狀元秀，或者如果他沒當上，不能歸之於籃協的責任。二是不作任何承諾，以免自己在跟火箭或是姚之隊的最後協商中被束縛手腳。

卡洛爾·道森（火箭隊總經理）：我們前去與東方隊會面，看見他們的辦公室在一座火箭形狀的建築物內，我認為那是吉兆。我們在上海停留幾天，跟大家見面而已，然後就去北京，見了中國籃協的秘書長信蘭誠。北京的見面比上海公事公辦。姚明在國家隊訓練。我們問能不能去看，跟他談話。整個北京之行最大的驚奇，是姚明對我們走過來，用完美的英語問我們，“我沒像大多數NBA球員那樣打過4年大學籃球，你們是不是覺得我會落後很多呢？”我們沒進行太多談判，只是去告訴他們我們想要姚明。沒有人做任何承諾，但跟我們談的每個人都覺得他去NBA的時間到了。

章明基（姚明經紀人）：我覺得還有一個因素在起作用：籃協覺得關於姚明什麼時候去、怎樣去NBA應由他們來決定。NBA在世界籃球界的影響，讓中國籃協擔心它會主導條款的制定。我個人認為，此擔心不無道理。NBA的一支球隊以35萬美元為上限，要買斷一名外國球員的合同，這樣即專橫又不切實際。這會迫使外國球隊把入NBA的轉會費用轉嫁到球員身上。比如，在職業足球界，球隊可以透過向另一支球隊支付轉會費，以取得其合同其未滿的球員。歐洲職業球隊的轉會費常常達到幾千萬英鎊（或美元），這些錢無需球員支付。中國體育界官員熟知這樣的範例，因此認為35萬美元的上限是不公平合理的。

約翰·海遜格（姚之隊成員）：跟中國籃協的談判，一切又象從零開始。他們不想跟我及章明基談，只跟陸皓談。有整整一個星期，他們說無法跟我們談，因為在處理王治郅的事情。不用說，這讓人沮喪、精神緊張，因為只有在中國籃協向FIBA（國際籃球聯合會，國際籃球的管理機構）簽署放行令後，姚明才能自有與NBA簽約。火箭隊當然也會理所當然地小心行事，不會用首選權去挑一位不能簽約球員。所以他們告訴章明基和我，如果選秀前三天，中國籃協還未向FIBA提交放行令，他們就會首選權與別人交換了。我們明白，這樣做等於表明事情出了岔子，又會使其它球隊也不願選姚明。在這種情況下，天知道姚明會在選秀中落到哪個隊。籃協終於將注意力轉到我們，但我很緊張，因為他們只是說說“後天爭取跟你們見面”之類的話。最後中國籃協有人告訴陸皓和姚明媽媽，準備好通知國際籃球聯合會，告知姚明被放行了。那是選秀前4天，也是火箭最後期限的前一天。太好了，事成了。但那天晚些時候，我們又聽說籃協未準備好籤放行令。我們從雲端一下跌落，問，“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得到的解釋是，在看了FIBA的放行表格時，發現了措辭上的問題。表格裡表明，姚明沒有義務在中國打職業球賽，但籃協非要說表格裡的意思是，姚明沒有義務打中國的任何球賽，但事實上他有義務——為國家隊、東方隊和中國籃協打球。

第二天，我們擔心得不得了。沒有時間了，他們不肯簽字。

到那時我經歷的挫敗和失望已經很多了，再多一點我也不會被打垮。我想，談判在最後時刻進進退退，是因為雖然中國籃協很多人想幫我，但不是人人都支援。少數人沒有考慮怎樣對我有利、對中國籃球有利，只想顯示手中掌握著權力，做出對自己有好處的決定。他們這麼做是錯誤的，會損害自己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

章明基（姚明經紀人）：一切取決於最後的幾天，我重複火箭選姚明的條件，中國籃協保證放行的條件。選秀前兩天，戈德堡還在說，“照目前情況，我們不能選姚明。”那可是選秀的前兩天！

白天我跟中國籃協解釋火箭隊的立場，晚上幫火箭理解中國籃協的言論。我幫戈德堡起草他發給中國籃協的信。我也給中國籃協提建議，怎樣告訴火箭隊姚明能去NBA，讓對方安心。他們無法承擔由於他們的原因，導致姚明當不了狀元秀的責任，但作為政府機構，他們也不能對一個外國機構說“好”，然後食言。所以他們面臨的問題是，如何起草一份宣告，讓火箭放心地選姚明，同時，又保護他們在進一步談判中的利益。休斯頓也有兩個需要——保證如果他們選姚明的話，他能打這個賽季；同時不能讓步太多，以免賽季中姚明被招回國。

邁克爾·戈德堡（休斯頓火箭法律總顧問）：我去見前國務卿、我的法律合夥人詹姆斯·貝克，這一切就開始了。他的辦公室裡擺滿了各國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