術光彩，甚至可以說，張的存在，挑戰了社會單一思維的道德尺度，也測量了大眾對性別的接收和容許程度，借用達明一派的曲目以作比喻，張是一個“禁色”的聖像（icon），在性別開放、多元的空間和世代裡總有他存在的位置。他的身死，令他生前的爭議與對衡剎那變成“傳奇”，環顧香港及海外的華人地區與流行文化的歷史，張的性別越界與藝術境界至今仍無人能夠繼往開來，但他的努力開拓，卻為後來者開啟禁忌的缺口和突破的空間，他的成就得來不易，在重重關卡的社會輿論下與道德隙縫間步步維艱。可以說，張的現身，搬演了香港一代camp的文化，帶領受眾走入陰柔的年代，體驗性別再造的潛能，借用林夕為他填寫的歌詞《我》作結：

誰都是造物者的光榮

不用閃躲　為我喜歡的生活而活

不用粉墨　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我就是我　是顏色不一樣的煙火

張國榮曾經不只一次地公開表示，林夕為他撰寫的《我》包含夫子自道、向外宣言的感懷——“造物者的光榮”、“站在光明的角落”——都顯示了他的立場，儘管傳媒罵他“愛扮女人”、“是弱者的表現”，但張國榮從來沒有後退或妥協，他依然為自己“可男可女”的高度可塑性散發驕傲，為香港電影和舞臺的演出尋找可以上下游弋的空間。正如英美的前衛歌手大衛？鮑伊（D*idBowie）與喬治男孩（BoyGeorge）宣稱，他們的“性別易裝”是表現男性天生本有的陰柔特質，他們從來都沒有想過要變換成女人，而是要用男性的身體試練“衣飾”千變萬化的可能，再者，“男人穿裙”無論在西方的傳統還是東方的風俗習慣裡都一直存在，是自然的穿戴，實在不必大驚小怪。其實，我們應該慶幸有張國榮這樣的表演者，他的歌衫魅影，不單為香港的演藝文化增添了萬紫千紅的叛逆姿彩，同時也讓他的藝術成就連線世界的版圖，他是繼英美的大衛？鮑伊、喬治男孩以及日本的澤田研二等之後充滿迷幻色彩的藝人——他的“男身女相”是顏色不一樣的煙火，璀璨奪目；他的“雌雄同體”是造物者的光榮，儀態萬千，而且相信總有他照耀的性別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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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從“性愛張力”說起

基本上，我覺得十二少是一個“色鬼”，也是一個“無膽鬼”，演這樣的角色是一項挑戰，因為在這個人物身上，充滿了“性”和“愛”的張力。

——張國榮

張國榮在一個演說自己如何演繹李碧華小說人物的講座上如是說。《胭脂扣》裡的十二少，恍若度身訂造，非張國榮不能演出那種世家子弟既風度翩翩，卻又懦弱無能的形象。開首的幾組鏡頭，他在煙花之地倚紅樓內拾級而上，或左右流盼，或回眸淺笑，充分表現一個流連風月場所的紈絝子弟那份特有的自信、*、驕傲和睥睨世俗，眼神充滿醉生夢死的色慾，神態卻逍遙灑脫，浪漫天真。這樣複雜的個性人物，張國榮演來充滿說服力，甚至建成經典，我們說起十二少，便會想及張國榮，同時也聯絡張國榮這個十二少所象徵的情慾化身——所謂“性”和“愛”的張力，意思是指這個浪蕩子弟既因性而愛，卻未能因愛而殉情，甚至從一而終；相反的，他的苟且偷生與年老色衰，對女主角如花（梅豔芳飾）來說是負情，對旁觀者（如觀眾）來說是報應和懲罰。這樣充滿矛盾元素的角色，由帶著“異質”特性的張國榮來演，更加恰如其分，因為無論是十二少還是張國榮，都不屬於“純淨”、單一的人物，都是帶有異端傾向的反叛或背叛形態，跟世俗的期待背道而馳，而張國榮的色相，更從來都不會是乖孩子或好丈夫，卻永遠是壞情人、浪子和負心漢。

從《胭脂扣》的負情負義與“*張力”等角度談起，目的無非是帶出一個重要的命題：張國榮*景觀的異質特性。從影以來，無論在銀幕內外，張國榮都常常扮演被慾望的物件（object　of　desire），而且屬於可遇不可求或求之不可得的人物，一方面對抗現世的道德規範，一方面又我行我素地破毀人際美好的關係，使人愛之越切，痛之越深，而作為一位演員，張國榮這種罕有的異質風格，可說是香港電影工業內求之不易得的，譬如說，假如《胭脂扣》由第一casting的鄭少秋來演，相信會有截然不同的結果，鄭的“俠義”形象一定會沖淡了十二少本有的*張力，因為鄭缺乏的就是張特有的異質形態。然則，何謂“異質形態”？它如何體現於張的身上？張又如何借用它銘刻各式電影人物的傳奇風采？而這種因異質而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