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rland）、奧利·羅爾瓦格（Ole　Rolvaag）、維拉·卡瑟（Villa　Cather）描寫大平原的文學作品的主題。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美國經濟發展的社會意義（11）

特納的邊疆論文在構思時主要參考了更早的在大陸東半部分森林區域的邊疆情況，假如不符合加蘭或羅爾瓦格的悲慘或者挫敗的故事那就很容易符合穿越密西西比河向西而遭遇的更大挑戰。形成獨特的美國個人主義以及特有的美國式民主——也許甚至包括警戒主義的暴力“民主”時，還要經歷另外的嚴峻考驗。但是假如這一經驗和更早的邊疆能夠“解釋美國的發展”（特納1893年的文章不夠資格稱之為“解釋”），那麼這一經驗實際上必須是有力的，因為美國社會有在時間和空間上都遠離邊疆的地區，而且在這些地區還有相反的力量，它們不但由於人們最初與荒野接觸而富有繼承或地理轉移的影響力，而且有解釋力。在邊疆之後，遠在它“結束”之前——實際上，在大型放牛牧場、富饒的小麥農場、採礦公司和鐵路的邊疆，美國正在發展一個擁有一體化的市場和生產性、商業性和金融性機構的資本主義體系。這一體系是驅動和形成領土擴張本身的重要力量，但是它首要的地理表現是集中化而不是分散化。在西部擴張的古典時代，當穿越密西西比河向西的歐洲裔和非洲裔美國人口增長到1　600萬人時，這個國家的城市和城鎮中增加了2　000多萬人（包括400萬居住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人）。

這半個世紀的城市化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都是非常重要的。在南北戰爭之前的20年期間（也許更精確地說是19世紀40年代早期經濟恢復後的十六七年間），美國城市人口從不到200萬增加到600多萬，城市人口占整個國家人口的比例將近翻番，達到20％，而且官方承認的城市和城鎮從131個增加到接近400個。在這之前和之後，上述人口變化是美國曆史上最大幅度的增加，反映了以城市為中心的工業活動在加快步伐，以市場為導向的農場持續融合到近處或者遠方的城市市場，並且外國移民達到驚人的高潮，絕大部分是愛爾蘭和德國饑荒、經濟混亂和革命造成的難民。與早期差異較小、不那麼絕望、數量較少的移民相比，這些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的“新”移民（愛爾蘭人多於德國人）在更大程度上被迫在美國工業化的城市中尋找工作，並且他們不但增加了入境港口的人口，而且增加了內陸運河和鐵路城鎮的人口。無論外國還是本地出生的人，農村—城市人口流動的方向首先是向大城市，雖然小城市和城鎮也在增加，但大城市獲得了這一時期城市增長最大的份額。紐約在這20年增加了50萬居民，而且令人驚異的是，短時間內恰在東河（East　River）對面的鄉村小鎮布魯克林成為全國第三大城市。這兩個城市很快就融合成一個人口超過100萬的大都市。

在南北戰爭的10年間，城市增長在繼續，到1870年，25％的美國人口居住在663個城市和城鎮中。雖然有戰爭的破壞，里士滿的人口在1860年到1870年間仍增長了1/3強，而亞特蘭大人口則不止翻番。由於城市經濟的產業核心部門的罷工，19世紀70年代的經濟蕭條對城市化程序的減緩作用可能超過了戰爭。但是到1890年，經過一個總體上繁榮的10年和另一個以城市為焦點的外國移民高潮，城市人口達到全國總數的35％，而城市和城鎮的數目超過1　300個——自1840年以來增長了10倍。

這些全國統計數字相當程度上遮蓋了地區間的差異。毫不令人吃驚的是，城市化在東北部地區以及中西部各州地帶，即從俄亥俄州一直延伸到威斯康星州進展最快。在1840年到1890年，新英格蘭、紐約州、新澤西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的城市和城鎮居民比例從佔地區人口的將近20％（已經比其他地區高出許多）增加到60％這一絕對多數。中西部各州城市居民從1840年的只有4％（當時這一地區的一部分還屬於邊疆），增加到1890年的38％。但是城市和城鎮的發展還是侷限在很小的城市地區。正如我已經表明的那樣，越過密西西比以西，立刻出現一片廣闊的區域和生機盎然的城市。在西部只有很少的城鎮，並且這一現象實際上能追溯到一代多人以前，但是到1890年，全美國28個人口大於10萬的城市中有8個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在1890年每4個西部人中就有一個是城市或者城鎮居民。在東南部，波托馬克河（Potomac）下游和密西西比河以東，是美國城市化程度最小的地區，在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