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聯絡，也無須贊同美國向土著居民土地殖民的持續擴張有著特殊意義並且是整個國家發展的問題所在，甚至與土著居民的存在和他們經常的抵抗所造成的問題毫無關係，以及1861年以前廣大的、制度上未成形的地區合併到這個國家的問題，而這個國家圍繞奴隸的未來早已分裂成不同的派系而自我削弱了。所有這些問題都透過軍事手段解決，並伴隨著大量的流血事件，但這不應該分散我們的注意力，我們應關注一些更為世俗的問題，比如定居者的家庭和社群對土地逐步的侵佔。甚至和這個大陸草木叢生、被森林所覆蓋、水源充足的東邊一半相比，特別是無樹的、半乾旱的平原，使歐洲裔美國人第一次理解“美國大沙漠”並逐漸學會了如何在此發展畜牧業和農業。對於特別關心維持穩定和基督教社會秩序的東部人來說，西部一直是“野蠻的地區”，它似乎以各種方式吸引著大量為社會所排斥和遺棄的流浪者，即使對那些最值得尊敬的遷移者而言，個人約束也被放鬆了。描寫18世紀晚期從海邊到不超過賓夕法尼亞州中部的邊疆地區時，傑迪代亞·莫爾斯形容拓荒者是“在這個州的開墾地上比他的聲望和財富都活得長的人”，並且他們住在很靠近印第安人的地方，“很快就帶有很強烈的類似印第安人的習性”。根據莫爾斯的描述，邊疆人穿得破破爛爛，居住在荒野的小屋中，幹起活來不要命，但是，幹活的時候很少，他們讓牛自己覓食，把大部分時間用於打獵、釣魚和喝酒上，並且當其他人開始遷移進來時就向新的邊疆轉移，因此表現出保持在社會之外的強烈偏好。這很快就成為一個十分標準的形象，並跟著拓荒者走向更遠的邊疆。

東部害怕西部殖民者會迴歸到原始主義，因為這足能刺激佈道活動、聖經和溫和社會的形成，以及重申移居者是為了正派的基督教秩序，這種懼怕帶有自私自利的傾向。但是感覺上它們是合理的，快速的向西擴張削弱了正式和非正式兩方面的社會控制，並給嚮往和平而敬畏上帝的拓荒者提出問題，即如何在荒野中構建穩定的社會秩序。這個問題在鄰里和親屬從不十分遠的舊地區一起遷移並殖民的地方最容易解決，而在一群逐利的（或者是潛逃的）年輕人集合起來去一個遙遠的地方設定陷阱捕獵、尋找金礦或圍趕牛群時最為尖銳。在南北戰爭之前和之後的許多年，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區是這種年輕人集中的特殊地點，一個簡單的人口統計學事實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採礦者營地、牧場和趕牛小路，以及在產金地區和趕牛小路盡頭出現的男性佔優勢的城市和城鎮中，“野蠻的西部”達到它的最高點。可以肯定，淘金者和其他勘礦者很快就對界樁申明和糾紛處理等問題建立起規則，得克薩斯牛仔挑選自由放牧的牛群時相互承認對方的烙印。但是犯罪和暴力是這些社會的地方風俗，用來懲罰偷移界樁者、偷牛賊和其他罪犯的法律外方式經常比犯罪本身更為暴力。義務警察委員會執法在這些盛產金子和遍佈牛群的城鎮中也很普遍。這是因為採礦營地和養牛牧場在最早的時期暴力肆虐，而一些有大量投資的居民需要社會秩序，從而採用的簡單而合法的司法制度。在19世紀50年代的不同時期，趨於繁榮的新城市舊金山實際上是由城市中一些最富有的商人組織的義務警察委員會統治著。甚至在加利福尼亞地方長官宣佈城市處於暴動狀態後，這些委員會仍在逮捕、審訊、絞死和驅除罪犯。

跨越河流推進到平原的農民並不必然創造一個更寧靜和聯絡更緊密的社會。在南北戰爭前，奴隸制條款破壞著許多南部平原的穩定，而且在密西西比河兩岸的西部戰場，戰爭本身不僅有政府軍隊也有游擊隊的戰鬥。農民和牧場主圍繞先前沒有圍上柵欄和沒有耕種的土地的權利屢次發生衝突，這一歷史上有重要意義的鬥爭直到鐵路代替趕牛小路、運牛列車執行了牛仔的工作以後才以照顧農民利益的方式得以解決。在這一切發生以後，在鐵路系統橫穿了西部所有地區以後，並且在鐵絲網柵欄、風力深井水泵和各種新式農業機械和技術使得在大平原上耕種變得容易以後，農民才能最終馴服“野蠻的西部”。但是這種馴服農業的形式是全新的，體現為單一耕作和必要的大規模的個人農場。1880年北部平原有　3　000家富饒的小麥農場，這種農場有3萬～4萬英畝土地（平均7　000英畝），其組織結構更像一個工廠，有幾十甚至幾百名聽從職業化的監工或管理人員指揮的男性農場勞工。家庭農場也要比它們以前在東部的大，而這意味著鄰居要麼很少要麼距離很遠。零星散佈的鐵路和河流城市之外很難組成社群並且很難維持。空曠和孤獨，而不是社群，是哈姆林·加蘭（Ham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