儆眾，故其刑極為嚴酷，宛如所見之佛家地獄圖，毫不寬貸。若夫捕至馬賊，遊街之後，以所謂鬼頭刀之鈍刀處斬，裸屍曝市示眾。屍體身首異處，橫拋街頭，血流凝聚成塊，狀不忍睹，尤其日軍對俄國奸細所處之極刑，多用斬首”。看到被斬的慘狀，周圍的中國人竟麻木而無動於衷。“萬歲！”此時課堂裡又爆發出一陣歡呼。

頓時，憤怒、屈辱、悲痛一起猛烈地在魯迅的心中燃燒起來。寫過《自題小象》和《斯巴達之魂》、立志“血薦軒轅”、呼喚過祖國人民應當有斯巴達勇武不屈精神的魯迅，怎能忍受這種放肆地嘲弄我們民族尊嚴的喝彩，怎能忍受在同胞流血時無動於衷的麻木呢？哀莫大於心死呵！一個民族失掉了自豪感和自尊心，那才是最大的悲哀呵！魯迅吃不下飯了，睡不著覺了，他常常獨自躺在教室外面的草坪上，仰望長空，長空中的烏雲在翻滾，像一群狂怒的野馬在急馳，而在他心中，狂飆突起了，家鄉的勢利的眼睛，水師學堂的烏煙瘴氣，神州大地上沉重的暗夜，兩個惡魔對祖國領土旅順港口瘋狂的爭奪，東京街頭中國的留學生被譏笑為“半邊和尚”，還有“你改悔吧’的匿名信，以至今天的這種麻木與喝彩，都化為一把把利刃在割著他。在這思緒萬千的憂慮中，這無形的利刃，終於把他“醫學救國’的信念割斷了。他突然彷彿從夢中醒來，以從未有過的清醒意識到：沒有什麼病痛比精神麻木更加可怕的了。一個人無論體格如何強健，假如精神麻木、沒有靈魂，就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這種示眾的材料和看客，於民族、於人類又有什麼用呢？於是一個新的明確的信念在魯迅的心中誕生了：對於麻木的祖國，緊要的不是用醫學醫治同胞的肉體，而是要設法醫治同胞的靈魂。只有精神，才能讓沉睡的祖國驚醒起來，以新的姿態展開新的生活。

魯迅到日本之後，日甚一日的祖國危亡的形勢使他無法安靜地呆在解剖室裡了。時代的必然的大潮流，透過幻燈畫片這一偶然的契機，把他推上了思想革命的戰場，使他邁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他選擇了文學藝術作為自己的武器，他這時認為唯有文學藝術才是醫治國人靈魂的最好藥方。

魯迅在決心改變自己的生活道路後，便去向他所熱愛的藤野先生告別，藤野先生聽了之後，臉上的表情有點悲哀，似乎想說什麼話，但終於沒有說。他把自己的一張照片送給魯迅，後面題著“惜別”二字。就這樣，魯迅帶著愛，也帶著悲憤，在那一學年尚未結束時，就離開了仙台，到東京開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此時，正是1906年的春天。

（選自《魯迅傳》林非　劉再復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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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婚（1）

魯迅從仙台到東京不久，夏季已經來臨。

到東京之後，他把學籍放在東京德語協會的德語學校，仍然以中國留學生的身份領取清朝的官費。他對德文原來有一些基礎，現在進一步學習，想以此作為鑰匙，去開啟西方文學之窗。這時在魯迅的心中充滿著拯救民族的純真熱望。然而，對於魯迅的這種崇高的抉擇，在東京的友人們卻不能理解，反映很冷淡。那時，在一般青年留學生的心目中，只有理工或政治，才是救國和自救的藥方，而空洞的文學對於自己和民族似乎都沒有什麼用處，他們很奇怪，為什麼聰慧過人的魯迅，竟要把人生拋進文學的深淵呢？

當魯迅正在思考著如何開始這新的選擇後的第一步時，一個意外的情況發生了。

母親從家鄉接連不斷地來信，催他回去結婚，有時一天竟有兩封信來催促，弄得魯迅焦躁不安。對於這突如其來的命令，他既沒有順從的思想準備，也沒有反抗的思想準備。1906年，在中國仍然是一個父母主宰婚姻的時代，哪怕是最慈愛的父母，也不願意放棄裁決兒女婚姻命運的權力。這個幾千年來的習慣力量，是強大的，它在繼續地製造著許許多多青年男女的悲劇。魯迅身在異國，似乎比較容易逃避家庭安排的命運，然而他熱愛自己的母親，同情母親的寡居生涯，理解母親的內心的寂寞。他不願意刺傷母親的心，於是，他妥協了，回國了。

周老太太所以如此匆忙地決斷魯迅的婚事，是因為她聽到一個謠言，說是在日本留學的一位同鄉，看到魯迅和一個日本女人結了婚，而且看見他們領著孩子在神田街頭上散步。周老太太聽到這種謠言是不能不慌亂的，那時確有一些日本女子嫁給中國留學生。當時的留學生有不少是出身富裕的，其中很多人甚至還僱著傭人。就經濟狀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