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空桶子的大總統，他這種梟雄人物怎麼會甘於充當漢獻帝那種橡皮圖章呢？此刻他正加緊拉攏各方的實力派。

兩年後就是一戰，多年以來對中國威脅最大的俄國被打了個稀里嘩啦，連沙皇都被列寧給滅了滿門，英法德奧等傳統歐陸強國更是血都要流乾了。這是中國發展的天賜良機，但同時也給了中國的勁敵日本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在另外一個時空，中國因為袁世凱稱帝和軍閥混戰沒有抓住這次機會，日本則充分的利用了一戰的良機，從一個三流國家一躍成為準一流的強國。巴黎和會之後成為國聯四大常任理事國之一，從此正兒八經的躋身為列強俱樂部的成員。這段歷史令所有中國人痛心疾首，徐天寶自然也不例外，而在現在這個時空，他絕對不允許同樣的事情重新再發生一次。

234政治會議

辛亥革命後，伴隨著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傳播和西方國家制度思想的引進，近代中國進入了政黨政治時期。面對清政府被推翻後的權力缺失，政黨政治成為當時社會的普遍追求。正如有學者所論述的，“當原有政治體系受到重創而無法恢復功能時，政黨是重建合法性的必要條件。在那些傳統制度或崩潰或軟弱或根本不存在的政體中，政黨不僅僅是輔助性組織，而目是合法性和權威性的源泉”。對處於近代化轉型之中的中國社會而言，在迫切需要一個或者以一個主要的思想政治力量來實現社會的整合時，填補這一政治權威真空的最佳組織—政黨也就自然應運而生。

1912年下半年開始，全中國的人們似乎都忙著競選，各式各樣的政黨都紛紛粉墨登場。唯獨東北和熱河，沒有出現政黨遍地的景象。這一來是因為中華民族復興黨和徐天寶控制的嚴，而來也是徐天寶覺得此時的國民和中國對於政黨政治那一套還完全沒有準備好。

當然，這只是徐天寶的個人想法，要讓整個中華民族復興黨的黨員們明白這個道理，還是需要時間和解釋的。因此，徐天寶從呼倫貝爾回到瀋陽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開黨員會議。

徐天寶一開始就很不客氣地說道：“現在我們看到的多如牛毛的政黨，都是照搬西方資產階級政黨的模式而建立的。在其實施執行中存在很多不足，呈現出一種畸形的病態的發展，這表現為：“黨派林立，黨爭不休，原則模糊，獨立依附，惟利是趨，本性使然，黨中見黨，派復有派，分和無常，脫黨跨黨，進出自由，黨德敗壞，因人而黨，主義無別，政見雷同”等等。所以，至終，他們也未發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政黨。簡單來說，他們根本沒有能力帶領中國走向富強！而中國暫時也不適合立刻走歐美政黨政治的道路！”

熊希齡發言道：“主席何出此言？”

徐天寶說道：“第一，目前中國在政治結構上缺乏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德、日的現代化道路啟示我們，趕超型國家的現代化需要有強有力的中央集權來主導和推動制度變遷。近代中國洋務派的自強運動由於是由地方漢族勢力而非中央政府主導而缺乏中央集權統一領導而失敗；資產階級維新派的戊戌變法由於寄希望於沒有實權的光緒皇帝同樣缺乏中央權威領導而走向失敗；“清末新政”雖然由中央政府主導，但是在地方主義盛行、軍閥政治即將出現的晚清，中央權威早已喪失殆盡而無力主導新政的實施。可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以及清末新政的失敗都昭示了強有力的中央權威的缺乏必然導致現代化的失敗。現在也是一樣，袁世凱瞧不上孫文，孫文也不樂意事實遷就袁世凱。就中國目前的國情而言，實現制度變遷需要有強有力的中央權威來統一主導和推動。他們盲目追求英美自由民主制度而忽視掌握中央權威的做法，更是決定了他們失敗的必然性。”

蔡元培搖了搖頭，說道：“中央權威？那豈不是又回到了皇帝當權，一人一言定一國的時代？”

徐天寶也搖了搖頭，說道：“非也，皇帝是傳子不傳賢，施政無需顧忌國法。而我說的這個中央權威，一來是要透過人民選舉產生，二來施政也要遵守國法。在國法允許的框架內，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建設國家。”

徐天寶便繼續說道：“第二是眼下的中國在經濟結構，缺乏“社會力量主導”的基礎。迄今為止，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可歸為兩種，即“英國－美國的商人階層主導的社會中心主義模式、法國－德國－日本的官僚體系主導的國家中心主義模式”。英美模式是一種“自發秩序”的社會力量主導的現代化道路，它是建立在資產階級日益強大的基礎上的。資產階級日益強大，作為社會力量主導和推動著社會的制度發生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