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一直想問問您。又覺得，這樣的問題，可能對您來說，有些殘酷……

衛老師從剛才歌唱的沉迷中緩過神來，有些驚異地說，嗯？

達摩說，時隔大半個世紀，您現在對您年輕時的追求、奮鬥，怎麼看？

衛老師意味深長地一笑，說，果然是一個很殘酷的問題，但也是一個躲不開的問題。我們一些老頭子在一起，也互相問過這個問題，說法很多，也很不一樣，有的很理性，有的帶著感情色彩，有的是自己思考過後的話，有的呢，只是多年來被植於自己大腦中的套話，自己不自知而已……這樣說吧，首先，我把它放到歷史的背景中來看，與其說是我選擇了革命，不如說是革命選擇了我，就像一粒種子，在一個特定的時候從樹上落下來，被一陣偶然的風吹到某一處。那一處的土壤、陽光、風雨讓它生長起來……這一切，種子自身幾乎沒有選擇，你以為是你自己的選擇，實際上是時代的選擇，歷史的選擇。我們那個時候的許多青年，應該說都是這樣。“五四”以來蓬勃於全國的新思想新文化，日本入侵華北後的危急情勢，年輕人對於當局的天然的反叛與質疑，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與“五四”思潮非常吻合的社會主義思潮。在那個時候，共產黨的理論主張、政治訴求，具有很大的合理性、現實性，你們只要看看當年共產黨的報紙、刊物、書籍，你們就會知道，為什麼那麼多有才有德有志的青年男女，會拋棄個人前程，拋棄舒適的生活，甚至拋棄家庭親情，投身到這樣一個事業中來。我剛才唱的那首《熱血》，就是三十年代左翼電影《夜半歌聲》的插曲：誰願意做奴隸，誰願意做馬牛，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個的歐洲，我們為著博愛平等和自由——那時候的青年，比今天的更單純、更熱血，除了“五四”的影響，同時還有傳統文化中那種“士以天下為己任”的道德情懷和犧牲精神。所以，那樣的時代，一個優秀青年，去追求革命，追求進步，簡直是太正常不過的事情了，特別是其中那些衣食無虞家境富足的年輕知識分子。

衛老師沉寂了一下，喝了一口水，似乎在尋回剛才的話題，然後就接著說，我記得從前就對你們說過，一直到我後來被抓進去，我依然真誠地相信這個政權，真誠地相信他們的理論，真誠地相信我自己是有罪的。儘管我委屈，我惶恐，我痛不欲生，但是我還沒有往最深處懷疑過什麼，更沒有懷疑過我自己做過的那些自認為是革命的事是否有需要審視的地方。我記得，在我的交代材料中，我一方面對自己的罪過無情剖析，一方面又為自己努力辯解，我辯解的事實就有，我是如何在大學時就追求進步的，我是如何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著作的，我是如何參與了建國後一系列思想改造文化批判的，我一一列舉了我當時寫下的一篇篇文章，以此來證明自己並不是一直就站在黨和人民的對立面上。

達摩說，您說的這些文章，我曾在圖書館看到過幾篇，我記得有一篇很大的文章，是批《武訓傳》的。

衛老師說，是的，那篇文章我至今還記得，題目是《從〈弗蘭茨？濟金根〉到〈武訓傳〉》。批判的理論依據，直接來源於馬恩對拉薩爾的劇本《弗蘭茨？濟金根》的批判。這種方式，是我們那個時候的知識分子最常用的，也是最得心應手的，看起來溫文爾雅，有理有據，但是骨子裡卻是最粗暴的教條主義，拉大旗做虎皮，置人於死地。我自己後來吃虧最大的，也在這一點上。幾年以後，我看到報紙上幾篇批判我的文章，簡直就是從我的一類文章直接套去的。達摩你說到的那些文章，是我們幾代知識分子永遠的傷心地，鬼門關。數十年來，幾乎每個人都留下不堪回首的汙跡，就像從泥潭中走來，一路留下髒兮兮的腳印。我曾經想過，如果沒有五五年，如果我依然一路順風志得意滿，我後來會怎樣？

說到這裡，衛老師望著大家，似乎想從大家臉上看到一點他們的答案，大家便意味深長地笑。

衛老師說，所以，我感謝五五年，它無意間挽救了一個懦弱無知的文化人，讓他歪歪倒倒地走上了一條不歸路。付出數十年代價，作了一次本該極為正常的選擇，真是曠古未有的一種荒唐。我想，另外一些人呢，其實也是像我一樣，用數十年時間走上了另外一條不歸路，哪怕他現在早已心知肚明，也沒有力量改弦易轍了，在這一點上，他們的悲劇比我更深重。我很自信地知道，我死了以後，是可以上天堂的，但是他們，從現在開始，就日夜擔心別人會鞭屍。我也很清楚地知道，我要做的自我清理還很多，不知道是否天假於年，這倒是我常常恐慌的。

說到這裡，衛老師環視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