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解決人類的所有問題。民主決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許多內在的不足。民主確實會使公民走上街頭。舉行集會,從而可能引發政局的不穩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條件下很簡單的事務變得相對複雜和煩瑣。增加行政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覆覆的協商和討論,常常會使一些本來應當及時做出的決定,變得懸而未決,從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還會使一些誇誇其談的政治騙子有可乘之機。成為其矇蔽人民的工具。”
容閎說:“是的,民主還可能導致社會政治秩序的一時失控,民主也可能破壞國家的和平,造成國內的政治分裂;民主的程式也可能把少數**獨裁者送上政治舞臺,有時民主的代價太高,甚至難以承受。然而,這不是民主本身的過錯。而是某些政客的過錯。一些政治家不瞭解民主政治的客觀規律,不切實際地推行民主,結果只會適得其反。但是,在人類迄今發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種。也就是說,相對而言,民主是人類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宋驍飛點點頭,說:“但其實老百姓關心的,不是民主問題,而是吃飽飯穿暖衣的問題,中國的經濟這幾年突飛猛進,我剛簽發了大總統令,免除一半的農村稅負。現在中國的當務之急,是推進依法治國,搞好經濟和民生,其實中國具有很好的法治傳統,‘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觀念根深蒂固。推行法治,根除**,才是當前我們要做的。我們現在有了憲法,但還要推行憲政!依法治國。”
會議快結束的時候,宋驍飛推薦在座的都讀一讀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宋驍飛表示,“這是世界公認的研究法國大革命的一部經典之作。一場以‘自由、平等、博愛’等啟蒙思想為原則的大革命,最後異化成斷頭臺上血腥瀰漫的人間夢靨,這值得在座的各位深思。中國搞民主改革,要徹底拋棄盧梭的‘文學化的政治思維’。”
容閎說:“大總統何來此言?”
宋驍飛回答說, ;法國1793年大革命的啟蒙思想,滲透著“抽象的文學政治”,革命者企圖畢其功於一役,用“自由”、“平等”、“博愛”等普遍性的理論,去取代統治當時社會複雜的傳統習慣,這對“立德立言”的文人來說,可能是美德,但對政治家來說,則很危險。這種“文學化的政治思維”,集大成者和典型代表,非盧梭莫屬。他也是雅各賓派革命領袖羅伯斯庇爾的“精神導師”。盧梭在他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論科學與藝術》等著作中,將人類不平等的根源,追溯到財產私有制的產生和由此引起的妒忌,他認為文化和社會的發展,顯然只帶來道德的墮落,藝術和科學都源自懶惰和安逸。他把促進歷史發展的社會分工,看成是違背自然法則的不平等。盧梭的抽象思維,忽略了顯而易見的現實:除了在空想社會,“平等”都不可能等於“無差別”。他看不到平等在現實中,只能是法律上的“權利”,而不可能是“財產”;他看不到他提倡的“自由”和“平等”之間,存在著天然的矛盾,但凡自由分工的社會,就會有理髮師、掏糞工、餐廳服務員、老闆、工人,最後人人平等只能是法律意義上的。
容閎的臉有點掛不住了,他自己也常常像盧梭那樣,把自由平等掛在嘴邊,說:“大總統說得有道理。”
宋驍飛說,我不是說不要自由和平等,自由和平等也是好東西,但我們要搞清楚它們的內涵。盧梭的思想,在脫離了舊制度的宗教、法律、習俗後,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成了“看來是”和“實際是”兩個樣子。這種空中樓閣一樣的思想,成為大革命的指導思想後,革命者的激情代替了理性,**代替了自由,毀滅代替了博愛,大革命從“自然法則”徹底墮落成原始野蠻的暴力運動,最終,斷頭臺上人頭滾滾,共和國的土地上血流成河,也就無可避免了。當時法國的高階官員,盲目地接受這些“時髦的政治言辭”,結果,全體法國人都“拋棄了現實社會,沉湎於虛構的自由平等社會,大革命才釀成了大悲劇。所以,我們這些當政者,一定要有清醒的頭腦,不能盲目接受一些時髦的政治言辭。即便是“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我們也要堅持“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結合中國的具體實踐,去“借鑑人類一切文明發展的成果”,一步一步走向民主文明富裕的強國之路。
第 166 章 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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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驍飛那天開完民主改革會議,還專門寫了一篇《論自由與平等》的文章,刊發在復興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