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奉大總統之命來的，這件事令他好為難呀！恕兄弟直言，無非是安置兩個人罷如果兄認為實在為難，是否可以緩一緩，先穩住英國人再作安排？”

蔡元培為難地搖搖頭，面色沉雄地說：“治理北大，猶如曾國藩臨湘治軍，只要對一位不稱職將士手軟，將功虧一簣呵！”

他摸出黎元洪的請柬，毫無表情地瞟了一眼，就扔在一邊去他內心有點激動地說：

“今天的事，讓我更覺得教育要獨立於政黨之外麻煩你給大總統傳個話，就說我辦教育一定不預聞政治，也請他不要來干擾教育。因為教育是提倡個性與群性平均發展的，而政黨總是要製造一種特別的群性，來抹殺個性的。例如鼓勵人民親善某國，仇視某國，或想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黨，往往有這種企圖，若控制教育，便是大害。另外，教育是求遠效的，如百年之計樹人，而政黨的政策卻是求近功的。再說現在的政黨掌握政權，往往不出幾年就要更迭，如果把教育權也交給了政黨，那麼兩黨更迭的時候，教育方針不也要跟著改變，教育還有什麼希望所以我說，教育事業是不可不超然於各派政黨之外的。秩公，請你一定要把這些話轉告大總統呀！”

伍廷芳苦笑著點點頭，想不到費了老大的勁，得到的卻是一番書生之見。他已精疲力盡，想把這球踢還給黎元洪，就竭力鼓動蔡元培去總統府赴宴。

蔡元培也看出他的難處，風趣地說：“我們也算是多年老友了，這樣吧，我來寫份覆函，讓你回去也好交個差。”

見他摸出一管狼毫，將大總統的帖子翻了個身寫道：

“奉示知承大總統招與懷仁堂之宴會，不甚榮幸。惟同日同時，元培已有南洋公學同學會之約，訂定在先，未便取消。敬心領大總統之盛情，謝謝！”

翌日，英國公使館裡一片肅靜，連花園裡的那隻鸚鵡也豎起腦袋，隱隱傳來朱爾典憤怒的訓斥聲。伍廷芳的電話令他非常生氣，他是位異常敏感的人，與其相信這是蔡元培給他的最後態度，不如懷疑這是中國的親美派政客對他此時處境的蔑視。正在這時，那兩位不知趣的英國人又找上門來打聽訊息，正好倒楣地遭受一場傾盆大雨式的訓斥。說句公道話，他倒是一位嚴厲的外交官，管教下屬也非常嚴格，每天都會要求他們完成大量的工作。他很清楚這兩位英國教員的劣跡，只是礙於帝國的利益和麵子才會如此趁機發難。

當客廳裡只剩他一人時，一個頑強的信念又攝住了那顆自尊的心——

大英帝國的落日不能在中國沉沒！不能！

牆上彷彿浮現出蔡元培的面容，他仔細研究起這位對手的心思。左思右想半天，竟對他產生了一絲朦朧的好感。這是一位受過西方文明教育的有教養的紳士，興許自己親自上門拜訪，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憑著多年在中國的聲望，他可能會賣個面子呢。

他就是這樣決定了去北大拜訪蔡元培，穿上筆挺的燕尾服，精心在鏡子前修飾了一番，揣著一線希望上了汽車。

此刻，在蔡元培的校長室裡卻是另一種氣氛。

他剛進辦公室，就有一位心儀已久的青年學者來訪。此人不是別人，正是梁漱濱。

因初次見面，梁漱溟有些拘謹。他今年才二十四歲，已是司法總長張鎔西的秘書承蒙範源廉介紹，想來認識一下蔡先生。

蔡元培饒有興趣地注視起這位額頭微禿的年輕人，覺得他的長臉有點蒙古血統，更有點像印度的僧人。見他恭敬地遞上範源廉的推薦信，忙笑著舉手示意道：

“不用介紹了，我在去年回國途經上海時，就在《東方雜誌》拜讀了連載的《究元決疑論》。大作以近世西洋學說闡揚印度佛家理論，功力深厚，立論精闢，想不到你卻這般年輕哩。我和仲甫先生都已商量過了，想請你來北大講印度哲學課呢。哈哈！正好你今天來了，也算是一份佛緣吧？”

梁漱溟的臉上掠過一陣驚詫，對於一個完全靠自學的讀書人，能進北大求學已很神往現在居然請他來擔任講席，更何況有些學生年紀都要比自己大。他慌忙起身向蔡先生鞠躬，連連搖手道：

“感謝知遇之恩，但此事萬萬不敢答應。我只不過初涉佛典，對此外的印度哲學實無所知呀！”

蔡元培寬厚地笑了，反問道：“你說你教不了印度哲學，好，那你知道有誰能教”

梁漱溟想了想只能說不知道，據聞在歐洲和日本，一般所謂的印度哲學並不包括佛學，而是指“六派哲學”而言。而自己對“六派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