梢，挽沉淪全仗吾同胞，天仇怎不報，不殺敵人恨不消。

快團結，快團結，快團結，團結，團結奮起，奮起團結，奮起團結。

……1936年2月23日，由陶行知先生倡導的國難教育社在原教聯的基礎上成立，提出抗日救國教育的主張，發動募捐辦學。成立初時參加的有七百多人，以後發展到幾千人。一時間“國難教育”成為滬上教育界最富激情的旗幟與口號，立即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贊同與響應。陶行知說：“現在是教育與國難賽跑。我們必須叫教育追上國難，把它解決掉。”陶行知指出：“直到日人步步侵略，華北漢奸猖獗，處在困難當頭的時候，就以國難教育配合著當時的需要。”在陶行知的主持下，國難教育社的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除了過去在教聯時期，透過全國基督教青年會和青年協會上層人士的支援，在全市辦了很多識字班和女工夜校，還用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名義，公開合法地到工廠招生，並派出成員在各校授課，宣傳抗日愛國。對此，負責公共租界華人教育事務的陳鶴琴予以積極響應並大力支援、參與。在陳鶴琴的主持下，自1934年至1939年，工部局先後在荊州路小學、東區女校、北區小學和新閘路小學開辦了4所工人夜校。

1936年，為響應國難教育社提出的抗日救國教育的號召，陳鶴琴與陶行知一同前往滬東參觀由鍾###持的工人識字學校——沈家灘小學。陳鶴琴多方奔走，為紀念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餘日章而募捐，將沈家灘小學改建為餘日章小學；以後又開辦餘日章二小和三小，招收工人和女工學習識字和文化知識，由國難教育社派出成員擔任校長和教師。曾當過陳鶴琴和陶行知助手的張宗麟，此時是生活教育社和普及教育促進會的負責人，他出面直接經辦了這些工作。實際上，###地下黨組織是推動國難教育的強大力量。據時任###地下黨教聯和國教社負責人的鄭伯克回憶：“國教社總社上層理事會在陶行知的主持下，廣泛團結各界人士。他親自做了租界工部局華人教育處處長陳鶴琴的工作，陳為紀念上海基督教總幹事餘日章而募捐辦餘日章小學，黨組織即利用此機會，派黨員在3所餘日章小學任校長，所聘教師也大都是黨員和進步人士。”《白區工作的回顧與探討——鄭伯克###》，第48頁，###黨史出版社，1999年7月。

陳鶴琴對陶行知的許多創舉非常讚賞。1935年陶行知陪同陳鶴琴參觀上海流浪兒童工學團。原陶行知研究會會長方明一直記得他第一次見到陳鶴琴時的情形。那時，17歲的方明和一位朋友以小先生身份來到工部局華人教育處，陳鶴琴親切地接見了他們。方明講了小先生的工作情況，陳鶴琴聽得饒有興味，並說要親自去看一看。不幾天，陳鶴琴來到約定的蘇州橋附近，由方明引領著來到孩子們中間。陳鶴琴彎下腰去給孩子們講故事：有一天，一頭黑羊和一頭白羊從河的兩岸上了橋，兩頭羊互不相讓，結果咚的一聲都掉下了河。故事說的是朋友之間要相互謙讓的道理。陳鶴琴講得有聲有色，小先生們聽得聚精會神。

由於陳鶴琴的特殊身份，他對陶行知的許多工作提供了很好的配合。據記載，山海工學團團長馬侶賢於1934年春天被國民黨當局以左翼文化聯盟負責人理由逮捕，經陶行知要求，由陳鶴琴出面予以保釋。陳鶴琴還利用自己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出面營救了許多被租界當局拘捕、扣押的生活教育社成員、夜校學生和進步青年。

1936年5月，國民黨###于右任向陳鶴琴親贈手書岳飛《滿江紅》，寄託了兩位愛國人士在日寇進逼、國難當頭時的共同心聲。

30年代，中華民族危機四起，外敵入侵，國內戰事不斷。儘管當時有國聯和英、美政府出面調解，國內也有人高調談論“和平”，但從1931年9月以來國內時局的動盪變化和國民政府的態度，陳鶴琴清楚地意識到，戰爭已經不可避免。對於教育家說來，教育是救國的武器，也是最有效的救國方式。陶行知說：“解決國難的教育方案只有一個目的。這個目的就是保衛###領土主權之完整以爭取中華民族之自由平等。一切教育設施都要以這個神聖的使命做中心。”《陶行知全集》，第三卷，第444頁，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陳鶴琴說：“我們知道，國家到了危急存亡的時候，她的教育尤其是兒童教育，若不能積極的參加國家戰時的活動，這教育是無用，是破產，應該予以解散。所以我們在全面戰爭開始時，應該針對目前的局勢，未來的需要，把兒童教育的設施方法，整個的改革一下。”《陳鶴琴全集》，第四卷，第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