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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月的一天，陳鶴琴與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中華書店編輯吳研因隨陶行知一道來到江蘇宜興參觀西橋工學團。西橋工學團是按照山海工學團的教育形式，遵循陶行知所倡導“社會即學校，生活即教育”和小先生制的辦學理念開辦的新型學校。西橋是無錫鄉下一個貧困的小村莊，附近有一位叫承國英的13歲少年在當地邀集了幾位農友，用他自己微薄的一點稿費和當地農民的幫助，開辦了這所學校。學校採用小先生制，小先生們“輪流依時刻來校教人自修，餘時仍在田園或家庭裡做工賺飯吃”。陶行知派出小先生到該校工作並捐款，他稱許道：“這裡我們所看到的是真正的兒童自動工學團了。它指示了中國普及教育一條正確的路線。”《生活教育》，第2卷第13期，1935年9月。據說，該校開學那天，來自四鄉八鄰16個村的一百多名孩子趕來上學。當時有一位老農民編了一首歌謠：“西橋村邊飛來一隻鳥，寅卯通光呱呱叫，陶先生的心腸實在好，窮苦人子弟都可上學了。”陳鶴琴深深折服於陶行知及其思想、實踐在普通民眾中所產生的作用和影響。他親身感受到，這才是真正的大眾教育。

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隊覬覦華北、進攻上海、向南推進的野心昭然若揭，戰爭已迫在眉睫。上海、北平、天津、武漢、廣州等大城市先後爆發群眾愛國運動，抗日情緒日漸高漲，抵制日貨、收復疆土、驅逐倭寇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上海成為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社會各界紛紛舉行###、###聲援抗戰將士，反對賣國投降，號召全民抵抗。陶行知提出的“生活教育”口號，其意義已大大超越教育的範疇本身，使教育成為動員和組織人民參加抗戰的號角和武器，因而得到社會廣泛響應。12月3日，陳鶴琴邀請張恪惟博士到中華兒童教育社舉辦的讀書會上講演東三省問題；陳鶴琴最後講話，勉勵大家“在兒童身上努力做功夫，積極引導兒童走救國之途徑”。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爭爆發，陳鶴琴指導工部局三區小學教師組織各科分組研究會，並實施正課之外的計劃中心教材，開展單元教學，組織各種教學活動。　電子書　分享網站

一　國難與教育（4）

1935年8月1日，遠在陝北的###中央發出《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即“八一宣言”，宣言指出：“近年來，我國家我民族已處在千鈞一髮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聖天職。”宣言疾呼：“各黨派、各界同胞、各軍隊都應有‘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真誠覺悟，停止內戰，集中一切國力，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1935年12月9日，北平發生“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不久，南京、上海學生上街###聲援，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各地群眾愛國運動日益高漲。戴伯韜寫道：生活教育在普及教育運動上與逐漸走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結構的政治需求相配合不是偶然的。按照“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這學理髮展，是必然有這種結果的。所以當日寇侵入關內，進一步想鯨吞我華北，北平學生首先舉起反抗大旗，因而掀起光榮的“一二？九運動”之後，生活教育者便首先起來響應，組織國難教育社，擬定國難教育方案，廣泛地在全國推行這一教育運動，開展這一教育運動。戴伯韜：《生活教育發展史綱》，載《曉莊研究》，2007年1月。1936年1月28日，沈鈞儒等知名人士與近萬人一道走上街頭###示威，呼籲各界聯合抗日。人們紛紛行動起來抵制日貨、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的呼聲形成強大聲勢。教育家陳鶴琴一向只顧專心致志辦學，此時也不顧租界當局採取的中立立場，熱情支援並參加上海教育界和工部局華人職員們舉行的各種活動，積極響應愛國抗日號召。在工部局舉辦的小學校裡，稚氣未脫的孩子們列隊高唱那首由韋瀚章作詞、黃自作曲的歌曲《旗正飄飄》。歌中唱道：旗正飄飄，馬正蕭蕭，槍在肩，熱血熱血似狂潮。

旗正飄飄，馬正蕭蕭，好男兒報國在今朝。

國亡家破禍在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