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和紀小佩處在“冷和平”狀態，彼此沒有衝突，說話和聲細語，相處客客氣氣，但是兩顆心都冷漠著，離得像恆星之間一樣遙遠。

紀小佩已經不再對她和金超的感情危機做任何挽救的努力。換一句話說，她現在的精神生活不在家庭，她非常偶然地開啟了一扇大門。

方伯舒教授患感冒，一個叫周肇基的博士生同學邀請她一道去看望方教授。

周肇基理論造詣很高，是北京思想界一個非常活躍的人物。他對於歷史著作的獨特解讀，使得他總是能夠發現別人發現不了的東西。散見在報刊上的文章，引起了人們的廣泛注意。聽說一家出版社正在印製周肇基這些作品結成的文集，如果不出意外，很快就會看到書出來。周肇基的思想成為紀小佩的精神引導，她好像比作者本人更期待看到周肇基的作品集。

實際上紀小佩和周肇基沒有多少來往，雖然他們作為方伯舒教授的學生有密切來往的條件。紀小佩對於她敬佩的人總是習慣性地保持能夠進行欣賞的距離。她覺得這樣更好。第一次和周肇基在一個場合討論，紀小佩還記得，他們談的不是歷史，而是當代文學。紀小佩印象深刻：周肇基對當代文學持強烈譴責態度，他猛烈抨擊“掌握文學話語權”的作家、理論家的平庸和墮落，他無法容忍文學和現實生活的嚴重背離，無法容忍文學像娼妓一樣向權力和金錢出賣肉體和靈魂，強調文學家要具備獨立思索的品格，肩負起維護社會良知的道義責任……紀小佩佩服周肇基的才華，但是，她又隱隱地為他擔心，害怕他因為深刻和直率招致禍端。

紀小佩問過自己：在這個問題上，是不是受了父親的影響？她曾經和紀南談到周肇基。紀南認為周肇基“不可多得”，但是又認為這個人在政治層面“稚嫩”，紀南說：“政治是一個過程。這個人顯然對以往缺乏直接體驗，所以他不知道這個過程的嚴酷性。”他認為周肇基不久就會知道，就會收斂鋒芒。從歷史到今天，幾乎所有人走的都是同一條路。周肇基不會是例外。

紀小佩完全沒想到周肇基會主動邀請她一同去看望方伯舒教授。

方伯舒教授的家在中國文化大學宿舍區，一套三居室樓宅。紀小佩和周肇基來時，客廳裡已經有一位拄拐的來訪者，這人是杜一鳴。

周肇基和杜一鳴竟然是認識的。周肇基在向他介紹紀小佩的時候，只簡單說她是方伯舒教授的學生。杜一鳴不知道紀小佩是金超的妻子，也不知道她是紀南的女兒，但是紀小佩知道他。

紀小佩坐下來，杜一鳴正在談關於權力制約的問題，他認為權力與資本的結合是造成目前社會狀況緊張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能夠制約權力，那麼，權力將會極為野蠻地擴張為不受任何約束的力量，它會吃掉土地、資源、銀行資產，吃掉能夠搞到手的任何東西，同時，它也會吃掉社會良知，破壞掉社會和諧，使社會處在尖銳的對立之中。

紀小佩對這些問題考慮很少，所以杜一鳴的話沒給她留下太深的印象。

仍然是周肇基吸引著她。

周肇基從全球化角度談中國當代文學。他認為，在未來幾年裡，政治對文學的干預也許會減弱，文學相對來說會有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這是產生重要作品的適宜時機。現在對文學構成威脅的是逐漸形成潮流的消費文化，是文學的低俗化。他猛烈抨擊了當前流行的幾部所謂美女作家的惡俗之作，指出事情還不僅僅如此，一些重要作家也正在降低自己的文學品格。他提到胡楊，說胡楊在經歷了《國色》事件以後，基本上喪失了對生活的敏銳感覺，喪失了對社會人生進行探索的勇氣，走向了唯美主義……他說，固然可以把胡楊的這種轉變歸結為某中擠壓的後果，也不能排除消費文化對作家的影響，他認為這是整個社會價值觀出現擺動在作家當中造成影響的必然結果。

方伯舒教授因為感冒顯得很虛弱，他不想或者說沒有精力多談，只簡單說：“這種影響可能會持續相當長時間。”

杜一鳴說：“某些人能夠容忍惡俗卻不能夠容忍崇高，不能容忍嚴肅的思想，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脫離民眾，脫離生活，不能產生偉大作品的根本原因。”

紀小佩插言：“從傳統上來說，我們最缺少的實際上還是人文主義的東西。我們的文化本身就缺少這個東西，再加上‘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政治運動，壓抑了曾經出現過的思想成果……”她談到“五四運動”和三十年代作家作品，“這是讓人非常悲哀的事情。”

杜一鳴眼睛明亮地看著她———杜一鳴頑固地認為漂亮的女人沒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