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參加四清而中止了。不過，我還是讀了幾本原著，有休謨、馬赫、羅素等，並且邊讀邊記錄我的理解和思考。記得有一回，我把讀休謨《人類理解研究》的筆記忘在閱覽室裡了，那個本子是我用講義紙裝訂的，紙質很粗糙，筆記就寫在空白的一面。我心中很著急，因為那時讀唯心主義是不合時宜的，何況我還寫了許多自己的想法，於是急忙返回閱覽室。我們系一位高年級同學原先坐在我旁邊的位置上，他仍在那裡，拿出我的筆記本給我，微笑著說：“你研究得很深啊。”一年級時我讀得最多的卻是一本《古希臘羅馬哲學原著選輯》，北大哲學系編的，差不多被我翻爛了。讀著古希臘哲學家們的這些殘篇斷簡，我看到的不是教科書所宣稱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大陣營的殊死鬥爭，而是一種統一的哲學智慧。赫拉克利特的“我尋找過自己”，普羅塔哥拉的“人是萬物的尺度”，蘇格拉底的“未經思索的人生不值得一過”，這些句子在我看來意味深長，透露了哲學的真諦，從此銘刻在了我的心中。

五、不聽課的學生

哲學系六二級有兩個班，共五十名學生。其中，有四個學生是基本不聽課的，即一班的曹秋池和方小早，二班的郭世英和我。我們經常逃課，一般是那種和別的系合上的公共課，逃了不易被發現。學校有規定，曠課多少節就要開除，所以最好不被發現。小課逃不了，我們便不約而同地找一個偏僻的角落坐下，在課上看自己的書。世英喜歡在上課時寫東西，有時是詩和隨感，有時是對課堂情形的冷眼旁觀式的描寫。我們總是選擇鄰近的座位，他寫了常遞給我看，有時我也回應他，互相用紙片交談。

在一節辯證唯物主義課上，我正埋頭看書，突然聽見老師喊我的名字。我條件反射地站起來，脫口問道：“幹什麼？”同學們鬨堂大笑，老師則氣得半天說不出話。他終於壓住怒火，命我坐下，又喊起另一個同學，讓那個同學回答他剛才提的問題。原來是課堂提問，但我完全沒有聽見。

一定是有人告狀，系裡出面干涉了。有一天，擔任年級主任的陳志尚把我叫到他的房間裡，給我看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你年級學生周國平上課從不聽講，屢教不改，希望加強教育。”署名是“系總支辦公室”。陳也是上海人，對我一直頗為友好，這時也有些生氣了，責備道：“你看看，跟你說過多少遍了，你總不聽，現在叫我怎麼辦？”接著好言勸告：“同學們對你們四個人意見很大，說你們成了特殊人物。當然，你們接受能力強，可以比別人多學一點。問題是要有個輕重緩急，重點要學好馬列主義。”

其實問題不在於所學的是馬列主義還是非馬列主義，而在於從教學內容、方法到整個教育體制的僵化。大學教育的主旨本應是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自主學習的能力，而在我們的課堂上只是灌輸，所灌輸的還未必是知識，至少知識含量甚低，多半是教條和廢話。我相信，任何一個智力活潑的學生，即使他強迫自己，也無法做到認真對待那些內容貧乏的課程。在這樣的教育體制下，凡是有一點兒天賦的學生，最好的辦法是以儘量少的精力對付課程，給自己留出儘量多的自學時間。現在我鼓勵在校的學生向教育爭自由，其實是有自己往日的經驗為根據的。

北大當然有馮友蘭、朱光潛這樣的有真學問的教授，但我們低年級學生沒有輪上聽他們的課。在當時的環境中，他們即使上課，恐怕也不能自由傳授自己的學識。上我們的心理學課的程乃頤是一位一級教授，一個瘦小的老頭，總是用喉音講話，邊講邊打嗝。我相信他只在應付我們，在心理學課上一會兒談論如何防治阿米巴瘧疾，一會兒勸告我們吃東西要慢慢咀嚼，以免消化不良。在任課老師中，我喜歡聽張世英的課，他當時是講師，教西方哲學史中德國古典哲學部分。他顯然對所講題目真正下了功夫，用那一口帶濃重湖北音的普通話講得條理十分清楚，廢話也少，內容比較厚實。課堂上廢話多多乃是常規，方式則各異。那個教黨史的老講師據說是大革命時期的黨員，後來脫黨，面對階梯教室裡的上百名學生，他一邊撫摩八字須，一邊大談自己的光榮歷史。這堂課說過的，也許他忘了，下堂課又會說。作為一個鮮明特色，提到毛澤東時，他從來不像當時約定俗成的那樣稱毛主席，總是稱毛澤東同志，以表明自己的平等身份，這倒不乏可愛。我最受不了的是形式邏輯課，其內容本來十分簡單，一看就懂，卻講個沒完。任課的李副教授是一個矮胖子，一根皮帶鬆垮地系在大肚皮上，上課時經常下意識地提褲子，引得同學們竊笑。他出版過幾本小冊子，已小有名氣，又常在雜誌上發表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