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被起訴”。其他一些批評者認為胡佛的言論有事先引起公眾偏見之嫌，侵犯了貝里根兄弟的憲法權利。

由於對這種批評過於敏感而一時適應不過來，聯邦調查局的反應有些驚惶失措。貝里根兄弟的背景材料來源於國內情報處，但它的負責人威廉·沙利文很快便推卸了責任。他堅持說盡管他將這些情報交給了胡佛，但他曾警告不要採用。胡佛的反應是要讓該案有一個很快的結論。

1971年1月12日，司法部長約翰·米切爾宣稱，針對菲利普·貝里根和其他五名嫌犯陰謀綁架亨利·基辛格和炸燬華盛頓聯邦大樓供熱設施的控告，賓夕法尼亞州哈里斯堡聯邦大陪審團已予以駁回。

審判於1972年2月21日開始，法庭內是被告裝模作樣地為自己辯護，法庭外是他們的支持者們示威遊行。1972年4月5日，疲憊不堪的陪審團根據在賓夕法尼亞州路易斯堡聯邦監獄發現的四封走私違禁品的信件，認定貝里根和伊麗莎白·麥卡利斯特修女有罪，但不足以裁定其陰謀綁架基辛格、炸燬供熱管道和襲擊徵兵局辦事處的控告罪名成立。被告及其辯護律師肯斯特勒、列奧那德·布丹和拉姆齊·克拉克都為此而歡呼雀躍，特別是當司法部決定不再重審該案時更是得意萬分。

電子書　分享網站

20世紀60年代：激進分子的進攻（2）

貝里根的勝利鼓舞了左翼極端分子，他們決心以更具破壞力的方式來打擊聯邦調查局。對此我只是間接地受到了些影響。預料到貝里根的支持者會對聯邦調查局發動攻擊，胡佛就給我指派了任務，負責聯邦調查局常駐機構的安全。

1971年3月9日，星期三，我在紐約對該分局進行例行檢查。那天早晨我正準備刮臉，電話鈴響了起來。這是紐約分局夜班主管的電話。

“局裡讓你儘快回電話，”他說道，“他們要你用密線聯絡。”

“他們究竟要知道什麼？”

“我不知道，”那端的回答早在意料之中，“他們沒有說。”他們從來不會說的。我穿好衣服，衝到辦公室，抓起了電話，時間是七點三十分。局總機將我的電話轉給監察處的愛德華·S。米勒，他是我的高階助理。他告訴我，一夥竊賊夜裡闖進了靠近費城的賓夕法尼亞州米堤亞鎮聯邦調查局常駐機構。

“他們顯然拿走了許多‘期刊’。”米勒說道，“期刊”一詞是聯邦調查局的內部術語，指的是檔案檔案。突襲者用鐵棍撬開了每個檔案櫃的鎖，拿走了數以百計的檔案，其中有許多與海外情報有關。一個自稱“調查聯邦調查局公民委員會”的組織給一家地方報紙打過電話，聲稱對這起盜竊案負責。

不到三十分鐘，我已坐在前往費城的地鐵班車上了。午夜突襲是未曾料到的。全國各地的徵兵局已經被反戰分子洗劫。貝里根兄弟有一次曾將動物血傾倒在檔案上。有個突襲團伙還企圖盜竊長島巴比倫的聯邦調查局常駐機構，但未能突破石牆。竊賊便將公共走道弄得亂七八糟。

當時，胡佛給我指派任務，要求確定需採取哪些預防措施來充分保證聯邦調查局敏感資料的安全。我發現只有少數幾個常駐機構設在有二十四小時警衛的聯邦大樓內，這些辦事處有些具有安全可靠的保管庫。但是，大多數辦事處都設在商務辦公區，保護措施不力。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得為每個辦事處配備檔案櫃，這種檔案櫃要像保險箱一樣堅固並配裝密碼鎖。一個安全可靠的防盜保險櫃所需費用略低於一千美元，五百三十六個常駐機構之中有四百七十五個需要一個或多個保險櫃。

問題是聯邦調查局沒有五十萬美元可以花在這麼多的保險櫃上。在我看來，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對激進分子活動猖獗的大專院校附近的關鍵機構加強保護。因此，對於米堤亞盜竊案，我的第一反應就是在大腦中搜尋：當時在挑選安放新式保險櫃的關鍵機構時，米堤亞有沒有被選中呢？當愛德華·米勒提醒我確實選過時，我便長舒了一口氣。

在費城分局，有人給我傳話，說是胡佛要儘快與我談談。我打去電話，他告訴我一支實驗室和指紋專家分遣隊已從華盛頓出發，前來協助調查。他指示我要對這起安全事故進行深入調查，我向他保證他在次日早晨上班時就會看到備忘錄。我趕到米堤亞辦事處時，專家們正查詢線索以鎖定竊賊。可是我想看的卻是保險櫃，那種花錢所能買到的最大型號的雙門、防盜、防火保險櫃，它現在毫髮無損立在辦公室中央。

盜賊們甚至試都沒試過要去撬開這個大傢伙。我猜他們離開時在想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