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爸爸和我也就有了大顯身手的機會。
一九八三年的春節,送到我家寫春聯的紅紙越來越少。街上開始有各種春聯印刷品,已經流行的“福”字也有了各種字型,這是文化工業在鄉村的最初跡象。需要寫字的機會也越來越少了,牆上也不再需要寫各種標語,商業的廣告品也是印刷品,隨意張貼在牆頭。而算盤開始被計算器代替。“手藝活”幾乎從鄉村的文化中消失了。
在我大學畢業的前兩年,雖然寫對聯少了,但我還每年幫村委會寫一副貼在村禮堂門前的春聯,要用六張紅紙寫成。到了一九八五年,我不用再寫了,給村委會看門的老通訊員死了,村委會也不需要人看了。寫春聯的事沒有人管了。鄉親們也不再找人寫春聯,都從鎮上買回印刷好的春聯張帖。
我給這個村莊最後的“題字”,是為我的母校寫了校名。鎮上管文教的領導多次邀我寫校名,我都婉謝了。隔了一段時間,我已經忘記這事,有一天接到他打來的電話,說學校大門重建,等我的字做設計。我推辭不掉,就提出寫歸寫,但不署名。雙方就這樣妥協了。這年的春節,我回到村上,看見了自己的字,站在門前,想起童年、少年讀書的時光,竟然覺得自己和村莊都老了。學校的門前也一樣有幾處草堆子,而現在草堆子更多了,學校也無了聲息。我們這個村莊的孩子,在這個世紀初到鄰村的中心小學讀書了。據說是因為村上的學齡兒童越來越少,而鄰村又和好幾個村子都在公路邊,交通方便,鎮政府便在那兒設了中心小學。此事曾在村上引起譁然,在外工作的人也干預過此事,提出應當把中心小學設在我們村,因為從解放以來,我們這個村就是東半部的教育中心,幾十年都有小學、初中,一段時間還有過高中。最終,村上的孩子還是跑到外面讀書了。我回去的時候,聽到感嘆:這個村沒有地位了。父親是在村上的小學撤除之前退休的,比他年輕的那些同事現在差不多也都退休了。一個沒有學校的村莊,就像缺少了靈魂什麼的。我的那幾個字掛在校門的牆上,孤孤單單。它們彷彿如我站在那兒,追憶著往昔的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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眺望與想象(1)
回故鄉的路越來越方便、通暢了,幾乎是高速公路。不用過長江輪渡,長江水可望不可及。往鹽城方向,到了姜堰的溱潼鎮,再下高速轉往鄉村公路,時堰鎮就在不遠處,莫莊村就在不遠處。汽車越過一大片溼地,鄉村景象已經被收拾整理過,田野成了休閒場合的佈景。但它潮溼和青澀的氣息,仍然是我少年時的呼吸。特別是清明時節,遍地菜花,燦爛得遮蔽了少年時曾經的貧困底色。我通常是在這樣的情景中,才有田園牧歌的感覺,或遠或近的詩意在我身邊飄蕩又轉瞬即逝。那個村莊就在前面,我從這條路過去,到了那兒即便不是轉身返回,但也只是個客人。
在遠離故鄉的城市找到一個地方,在那裡可以眺望那個村子——我明白這已經不可能。如果還有這麼個地方,那也只在自己內心。內心,有時而不是經常,可能會築起一個高坡,高坡上長著一棵樹,楝樹。我爬到了樹上,楝樹果順著我的褲管七零八落。這是仲秋的季節,村莊清晰地臥在純淨的天空下,稻子快要收割上場了。還有小鎮上喧鬧的石板街,我初戀的同學又突然出現在街上,我們擦肩而過。
*年夏天的傍晚,我抱著女兒站在莊前的水碼頭上,我沒看到村中的一個少年像我和我的同伴當年那樣,從碼頭下水,然後舒展自己的身軀,仰在水面,望天空漂過。每一代少年都有自己的遊戲方式,他們和我們不一樣。
一九八五年的八月,我結束了和這條河的親密關係。在這個夏天,我還時常從北岸泅到南岸。夏天過後,我工作了,再也很少會在夏天回到村莊。村莊通了自來水,河流開始與我們的喉嚨沒有直接關係。現在的孩子,也不像我們那時野性了。我沉浸在小河裡,但我看不到有人從橋上跳到河裡。而我自己也沒有少年時的膽量了。
我有些感傷,小學時代酷暑中的無數個下午難道是鄉村記憶中的最後一個夏天嗎?水泥橋板燙得像烙鐵,我和幾個同學*了衣服在莊前的大橋上猛地往河裡一跳。這是我對夏天最熱烈的呼應和最強烈的反抗。我們在夏天與夏天呼應、對抗和妥協。比起很難有機會洗澡的冬天,我們歡呼夏天的到來,身體的舒展也告訴我們夏天是個生長的季節。我們等待秧苗茁壯,等待秧苗栽插,等待稻子揚花抽穗。只有炎熱的夏天,瓜果才會熟得發甜,只有夏天,才有雷鳴電閃狂風暴雨,而且我希望我就是它們。只有在雷鳴電閃風雨大作時,我才覺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