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罷，一場革命也罷，如果只是從“政府”和“領袖”的本位出發，而不是從“國民”的本位出發，只是把“國民”當作一種實現目標的手段，那麼，“多數國民”就無法從這樣的改革和革命中得到*權利和個人自由。即便這樣的改革和革命成功了，“多數國民”被動的、配角的身份仍然不會改變，他們的命運也依然要讓少數人來掌控。正是從這個層面上，我們說，訓政表面上看起來順理成章，是憲政思想和“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的產物，實則是中國封建專制思想的重演——只不過它此次登臺時穿上了一件憲政的外衣而已。孫中山之後，蔣介石及南京國民黨政府以實踐進一步證明：“訓政”必然會一步一步地滑向專制主義的深淵，“訓政”之樹上根本就不會結出*憲政的果實。

三

1927年，國民黨實現形式上的全國統一，成立了國民政府，隨後即宣佈進入訓政時期。訓政，表面上的意思跟孫中山在《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中提出的一樣，即由國民黨代表民眾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力，“以黨治國”。這樣，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也就擁有了最高的權力，它負責指導黨務、制定國民黨政府的大政方針和對人民進行“訓導”。這些光在紙面上講當然是很動聽的，但實際上，我們完全可以說，蔣介石實行“訓政”之日，也就是他的*統治開始之時。訓政不但沒讓中國人學會*和自由，反倒讓人們見識了什麼是專制*，什麼是爭權奪利，什麼是爾虞我詐，什麼是貪汙*！封建社會的中國是“家天下”，至此，變成了“*”，而蔣介石又是國民黨的“黨魁”，所以他也就天然具有了“訓導”人民的資格。由訓政而專制*，其邏輯如此簡單。當然，現實的發展也還是有一個過程的。

訓政的矛盾之處從一開始實行就顯現了出來。口口聲聲說要教導人民學會*的國民黨，幾乎處處都以維護“黨的利益”為藉口壓制民眾的*要求。20世紀20年代中期，中國的工會因組織嚴密，在社會生活中很有“博弈能力”，可是到了1927年，這些工會的領導人被撤職，而由國民黨政權的代理人接替。工會的指導原則也不再是階級鬥爭了，它被要求要與僱主和政府合作。工會的獨立活動受到禁止，工會變成了國民黨政權的馴服工具；自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學生運動一直是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個因素，但到訓政時期也受到了壓制。1930年，國民黨取締了一切非學術性的學生團體，學生被要求要專心讀書，避免參加政治活動。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侵略中國的意圖日益暴露，學生的愛國熱情一次次地迸發為*示威等抗議活動。國民黨政府對學生的這些抗議活動，最終一概以武力回答。　。。

訓政之路（4）

國民黨政府不相信任何非政府發動和控制的政治運動，維護*的秩序和穩定成了它壓制民眾活動的一個最重要的藉口。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卻一天比一天*，它的貪汙腐化、派系傾軋和管理無能，僅到1930年就再也掩飾不住了。1930年5月20日的《北華捷報》發表評論說：“與18個月前的熱情相比，今日所有中國人中的絕望感，也許是最糟的一點。”三年後，《國聞週報》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民眾厭棄國民黨之心理，為不可諱言之事實。”

強大的現代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相當廣泛的公眾被動員起來支援政府的政治目標。而國民黨政府反其道而行之。他們只知道控制政治局勢和社會秩序，為的是維護“*”的利益，而不信任民眾運動和個人的首創精神，所以它被民眾所“厭棄”並最終走向衰敗也就不足為奇了。

說到底，蔣介石及國民黨一直就面臨權力來源的問題。無論是國民黨政權裡的眾多官僚，還是作為“黨魁”的蔣介石本人，他們的權力都不是合法得來的。他們的權力可能是經過戰爭搶來的，也可能是經過行賄上司買來的，還可能是透過爾虞我詐騙來的，當然更有可能是透過“做了女婿換來的”……但是，就是沒有經過真真正正的選舉選出來的。沒有經過真正民眾選票的授權，權力的來路就是不正當的。行使來路不正的權力，類似於小偷使用偷來的器物，總不能理直氣壯。從這個意義上講，承擔訓政之責的政府和它的官僚們是心虛的。所以他們不敢相信民眾的群體活動——只要這民眾不是他們組織的，不是他們可以控制的，他們就害怕，他們就要禁止。這裡面還暗含著這樣一個思路：若不經政府組織的民眾群體活動能進行得很好，不但沒危害社會，反而大大地造福於社會，那麼，這就充分地說明了民眾有自我組織、自我管理的能力。而這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