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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屋靠東兩間房，門都朝廳屋開著。內裡各置一張床，床上的墊單、被褥都很舊，只是沒見補丁。床上堆放著男式的毛衣、棉衣等物。床頭各有一張五屜櫃，可能是放衣物的。靠南的那間，五屜櫃上擱著一臺29英寸彩電，她告訴我：“彩電就是我們家最值錢的家當，當年花了三、四千塊錢買的，不過已用了五年，如今只值千把塊了。我們夫妻倆沒別的愛好，有空就看看電視。廠裡很多人都打牌，我們沒錢玩。我丈夫每夜從外邊回來，累得渾身散架，又有神經衰弱，老睡不著，只好躺在床上看電視，等安眠藥藥性起了借勢睡去。”

廳屋靠西是廚房和衛生間。廚房裡一臺電冰箱，“萬寶”的，門上的綠油漆已剝落得快光了，剝落處生著厚厚的鐵鏽，使我們看起來像一個蒙滿歷史積塵的大怪物。她插話：“電冰箱還是1985年買的，如今又耗電、又難製冷，我們已把它用來當碗櫃呢。”

衛生間是那種最普通的老樣式，又小又簡陋。

沒有陽臺。衣服從窗臺上伸出竹竿晾著。

所有屋子裡再無其它值錢的物件。

其夫張天壽，1957年生於文康鎮。本屬非農業戶口，一道政令下來，全家大小五口於1974年下放到本鎮的工農村。1980年6月，張天壽被招入棉紡廠，在前紡車間當梳棉保全工，也一直幹到2003年6月廠子停產。

妻子當了23年的擋車工，丈夫當了23年的保全工，門當戶對，一對典型的下力人。

一夜之間，下力人沒了下力的崗位，有力無處使，更要命的是生活沒了著落。

上有老下有小的，四張口大張著，總得有所打發。這可怎樣辦？

棉紡廠倒閉的事件，對這夫妻倆無異於天塌地陷。

張天壽患有慢性胃炎和神經衰弱，一連幾天睡不著覺，吃不下飯；李永蘭身體好些，如此大事也把她給擊跨了。體重直線下降，半個月下來，身體就脫了形，胖子變成了瘦子。

丈夫最先從絕望的境地走出來。他四處求親戚朋友，湊齊3000元買了輛舊“麻木”車，在城裡跑起客運來。清晨5點剛過就起床，早上去拉上早學的學生。中午回家吃頓飯，飯還在喉嚨裡就又跨上車去跑，直到天黑定了方回。如此勤跑、早跑，一天下來最多可賺20多塊，少時還不足10塊錢。但這畢竟可打發一家人的生活了。

生活挺節儉。基本吃素。忍痛割半斤肉，要管三天，是李永蘭看丈夫體弱多病、人又辛苦，專給他弄的。這哪叫吃肉啊，只算給丈夫下了點肉的“引窩子”，“讓他搭點油氣罷了。如今柴米油鹽都貴，肉已長到8塊錢一斤，買不起啊。”

可憐丈夫沒有點油水，哪裡跑得動喲。他還患有風溼性關節炎，早晨出車去必須穿棉褲、毛衣，跑一轉後又發熱，身上要冒虛汗。冷了，腿又受不住，怕發病；熱了，要流汗，又怕感冒，感冒了難拖好，看病去又沒錢，藥買不起，醫院更進不起啊。真是熱也不行，冷也不行。但一跑車，又經常不是熱就是冷，躲也躲不過噢。

廠子停產之後，說是買斷工齡，可直到今日也沒買，廠裡沒錢買，拖著哩。可廠裡能拖，我們不能拖啊。上邊呢，夫妻倆都有老人。婆婆快80歲了，因跌倒而骨折過，有高血壓，雙眼也看不見，原長住我們家，要跟著我們吃喝，再窮也不能剋扣老人啊，有點好吃的除了丈夫便是婆婆。兒子都放在其次。這就增大了開支。大伯每月給有50元生活費，那隻能算是意思意思。今年兒子上大學去後，大伯把婆婆接去住了，我們每月給大伯50元生活費。下邊呢，兒子原來上高中，一年幾千，加上生活費，一年下來就是一萬多。今年上大學，我們專選最便宜的學校，一年學費、住宿費也是5800元，外加生活費，一萬五還難維持。廠裡沒給買斷工齡費，但迫於職工上訪的壓力，答應職工子女考上大學的，憑錄取通知書可借支5000元，這才解了我們的燃眉之急。

政府從今年起給我們發失業救濟金，每人每月145元，倆口子合計290元。加上跑麻木的收入，一月不足1000元。平時每月給兒子寄400元，給婆婆那兒50元，剩下的僅夠我們生活了。這還沒把兒子一年一交的學雜費打在內。原來上班的工資，辛辛苦苦積攢下來的幾個錢，都花在了房子上。這套房子交了18000元，原住的老房子是兩室一廳的，賣給廠裡只抵了4000元。當時湊不齊，還找我孃家借了1萬元，這輩子要還，只能等兒子將來立業以後了。70多平方的房子不算小也不算大，可屋子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