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如瘟疫般在其他部隊蔓延。　什麼“葉挺好出風頭”呀，什麼“獨立團好大喜功”呀，等等，不一而足。　葉挺聽了這些飛短流長，卻一笑了之。大凡與葉挺共過事的人都知道他的為人。他，剛直不阿，一片赤誠待人，胸無城府，心無溝壑，不慕虛榮，不貪功名，不弄權柄，不懂作偽，不諳詭詐，戰場上橫掃千軍，平日裡是“靜坐常思己過，閒談莫論人非”。葉挺在四歲時，哥哥就教他讀《朱子格言》，父親有暇也讓他背《崔氏家傳座右銘》，“休論人之短，莫誇己之長，施恩不望報，受惠慎勿齒，隱心而後動，鎊議庸何傷，虛榮不足慕，古誡勿違抗。”這些啟蒙古訓，猶如金鼎鐫字，銘記在心。以後漸漸長大了，葉挺又很贊成孔夫子的“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境界。為人處世，他又崇尚“將軍額上能跑馬，宰相肚裡能行船”的大度。他主張，一個想要“振汙世，起衰弱”而大有作為的人，不要沉溺於人慾、物慾而不能自拔。對於利國利民之事業，對於真理的追求，要不計名利，不懼風險，執著不變。而對於人之非，要能夠排除干擾，我行我素，而且只有“不累於物外，不累於情慾”，去物外，去人慾，才能做到“無所為”，在救國救民的大事業中而有所為“而為之”。故而，他對於那些對他和對獨立團不恭之流言，泰然若素，置之度外。　但是，當你不想理會是非時，是非卻偏偏死纏著你不放。　沒多久，關於誰當北伐第一功的問題就發展到公開攤牌的程度。　那是第四軍副軍長陳可鈺由於患痔瘡病去上海醫治不久，他委託第四軍中親蔣介石的第十師師長陳銘樞主持召開團以上高階軍官參加的軍事會議，中心命題是討論在武昌戰役中的攻堅戰術問題，其次是根據國民革命軍論功行賞的原則，為下一步部隊擴編醞釀應提拔的幹部線索。　會議一開始，“其次”就變成了“其主”。因為“其次”事關升遷加冕的切身問題，自然大家的關注點和興奮點要比“其主”的什麼不知今後能不能用得上的攻堅戰術要高多了。　本來，在團以上高階軍官參加的軍事會議上，除獨立團的葉挺和極少數共產黨員幹部外，幾乎是清一色親蔣介石的人物，加之葉挺開始就抱定避開這個“擺功”的敏感話題，所以發言者應該是“一邊倒”。　問題卻偏偏不是出在葉挺與其他人的對壘上，而是出自站在那一邊倒的“一家人不識一家人”上。　身為第十師師長的陳銘樞平時在第四軍中威信就不高，指揮作戰的能力平平，北伐以來第十師又沒有多少建樹，部隊軍紀渙散，出了不少內部打架鬥毆和違犯群眾紀律的問題，而且陳銘樞本人心胸狹窄，好撥弄是非，動不動就到上司那裡“踩咕”其他部隊的不是，且好出風頭，熱衷於沽名釣譽，所以其他師的師長們對他都嗤之以鼻。　陳銘樞作為會議的主持人，本應該大度一點，風格高一點，可是他卻積習難改，故態復萌，想語驚四座，先聲奪人。　“諸位，陳軍座到滬療養想必皆知，臨行前委託敝人主持這個事關在座的同僚升遷的重要會議。敝人雖不才，但事關革命之需要，不敢不殫精竭慮。不過，還要仰仗諸位捧場，敝人不勝感激。”陳銘樞在講開場白時，用一雙金魚眼瞟著大家的表情，見參加會議者的臉上沒有出現他意料的恭維、討好以至拍手稱讚的神態，吧嗒吧嗒嘴唇，似乎在自我品嚐一種什麼滋味，又好像以此調動大家的集中力。接著，他開始如數家珍，“諸位，本師自出粵入湘始，攻關破壘，長驅直入，戰功屢建，是人人皆知，自不必再贅述。今日，單講本師之二十八團首先衝進武昌城的業績”。之後，他口若懸河地大擺其第二十八團在武昌城內怎樣向劉玉春之敵展開巷戰，又是怎樣出生人死地直搗劉玉春指揮部等等，說得天花亂墜，一言以蔽之，北伐之頭功非他的第十師莫屬，該升官加封的也應該是他和他的第十師，絲毫不加掩飾的氣勢可謂咄咄逼人。　這時，坐在陳銘樞對面的第十二師師長張發奎坐不住了。論資歷，張發奎比陳銘樞不嫩；論官階，兩個人是半斤八兩；論參加北伐，第十二師雖然只有第三十五團和第三十六團兩個團參加，但葉挺獨立團自醴陵戰役後一直歸他統管。再說，醴陵、汀泗橋和賀勝橋幾個重大決戰，都是獨立團和三十五團擔任先鋒部隊，付出的代價比其他部隊都大。此時張發奎就“討嫌”陳銘樞的張牙舞爪和好勝鬥勇的武夫模樣以及對上吹捧對下褒貶的政客嘴臉。因此，他認為陳銘樞的搶功是對他的挑釁，是貪天之功，是“騎在他脖子上拉屎”，是不拿正眼“夾”他這個師座，便一時間氣不打一處來，滿肚子的火氣騰地撞到了腦門子，一時忘記了他和陳銘樞都屬“一個窩裡的耗子”，居然按捺不住地為一直被他視為“異己”的葉挺獨立團說開了公道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