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騰騰的聲音是他們自己的想當然還是另有背景？我思來想去，覺得這聲音決非空穴來風！此時的我就象一隻受了重創的獵物，眼前一片漆黑，看不到一條逃生的路，甚至連掙扎的力氣都沒有。

但是，我很快就警覺起來——對革命的牴觸比被革命拋棄更加危險、可怕！我的思緒立刻被扭了過來，眼前隨即響起另一種心聲：

“真金不怕火煉，一個革命青年，應該經得起革命的考驗，只要自己與剝削家庭劃清界線，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就一定能得到無產階級的最終承認和接納。”當時我把這段心聲莊嚴地記錄在我的一個本子上，以為自勉（可惜日記本很快就被紅衛兵抄走了）。

現在（近四十年後的今天）的年青人看了這幾行文字，也許會覺得不可思議而噗哧一笑。孰不知在那個年代，“革命”二字是多麼神聖。任何人、任何事、甚至任何物，都力求冠以“革命”二字。只要與革命沾邊的事就能暢通無阻，只有與革命投緣的人才是階級兄弟。當時青春年少、滿腔熱血的我們，只要一想到革命就會激情澎湃！而我卻常常為無人理解自己的革命情懷而深感委屈和苦悶。

運動按先城市後農村的順序發展。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某天晚上，二分場（這時水塘頭分場已併入了二分場）召開紅衛兵成立大會，這就標緻著二分場的文化大革命也正式開始了。到會的職工和家屬非常湧躍。會議開始，先是分場指定人宣讀了上級有關檔案；接著書記講話，強調了貫徹上級檔案、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最後由紅衛兵負責人宣佈二分場首批紅衛兵名單。

雖然我早有預感名單中決不會有我的名字，但當宣佈者唸完最後一個姓名，確確實實沒聽到“金成”二字時，心裡仍感失落。儘管別的四類分子子女也榜上無名，可我還是不能平靜自己。我是個要求入黨的人，現在連參加紅衛兵的資格都沒有……！不是說重在表現麼？難道就沒有一點區別對待嗎？這天晚上，我通夜未眠。

更讓人感到吃驚的是，第二天清早，我剛起床，就有紅衛兵找上門來，要我把所有的書籍、日記本、手稿都拿出來……。

我明白這是上門抄家來了。我感到震驚，紅衛兵竟第一個拿我開刀！我無法接受眼前的現實，心裡只覺得蒼天不公。我知道這種時刻的嚴峻，進而一種恐懼油然而生，我只能壓抑住內心的所有疑惑，連一絲一毫的不悅也不敢流露。

我住的是集體宿舍，幾件破衣服就塞在床頭，床底下一隻長不足兩尺，高不過五寸的小樟木箱裡裝著幾本小說和我訂閱了幾年的《收穫》和《劇本》—這就是我的全部家當。我把木箱從床底下拖出來，開啟鎖，說：“全在這裡，你們要什麼就拿什麼吧。”就這樣，所有的書和那個小本子還有我的手稿全被抄走，以後就再也沒有看到過這些東西了。

緊接著“四大”開始。我發現針對我的大字報並不多，只有一張是批判我那尚未出籠的劇本的，說劇本的內容反動，是對革命群眾的汙衊。所幸這張大字報並未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孤伶伶地掛了幾天就自生自滅了。

隨著運動的深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派系鬥爭，象烈火一樣迅速漫延。省城南昌的紅衛兵很快分成兩派，一派的口號是炮打張青山，支援王樹如，自稱為造反派；另一派的口號是炮打王樹如，支援張青山。也自稱為造反派。兩派都高呼：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誓死捍衛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誓死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而在相互的攻擊中，前者斥後者是“老保”；後者罵前者是“反革命”。兩派觀點針鋒相對，流血事件時有發生。

不久，兩個觀點的鬥爭不可避免地波及到農村。各地開始有人上路攔截過往車輛和行人，對不同派別的人進行阻撓和“教育”，特別是對省城來的人更是加倍警惕。

隨著革命形勢的“越來越好”，農村也開始向兩派分化。這時從城市到農村兩派都在爭取中間力量。他們把“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的餘地”這句口號接過來，篡改成“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沒有中間路線可走”，甚至後面還咄咄逼人地加上一句：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此時，再不是以階級出身劃線，而是以觀點論敵友，不管你出身如何，只要觀點相同，就是同一個戰壕的戰友。

那時我的心態是複雜的。有時好象有些思想頃向，有時又茫然不知所措。但我每時每刻都在關注著所謂路線鬥爭和階級鬥爭的走向。

沉默和迴避不是我的性格。關心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