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他在痛苦中的兩難抉擇，最後他在刪稿旁邊又將這六字重寫一遍，並且重重地加上圈點。

福澤諭吉似乎沒有這樣的痛苦，他有的是更深切的擔憂：“從前拿破崙稱霸於歐陸時，荷蘭國的命運，有如風前的殘燭，岌岌可危，不特自己的本國，連印度地方的屬地都被佔據，沒有一個地方可容它升揚國旗。但在世界上，還留著僅有的一個地方，那就是日本長崎的出島。出島是多年來荷蘭人在日本居留的地方。歐洲的兵亂影響不到日本。懸掛在出島的荷蘭國旗，常在百尺竿頭迎風飄揚，象徵著荷蘭王國從沒有淪亡過，這是荷蘭人一向引以自豪的。”

福澤由此相當自負地說：“以此比喻慶應義塾提倡日本的西學，正如荷蘭的出島一樣，從沒有因為世間的任何騷動或變亂，而斷絕過西學的命脈！我們的慶應義塾沒有停歇過一天。只要這所學塾存在一天，日本就是世界的文明國家！……”

73歲的徐繼畲時間不多了，1869年他告老辭官，4年後在家中去世。福澤諭吉則正當壯年，他在慘淡經營中於1871將義塾擴充到30倍之多；學校的諸般事業也一日千里，欣欣向榮。綿延至今的慶應義塾大學仍然有著福澤諭吉的身影。

一本書不足以改變一個國家的命運嗎，兩本呢？三本呢？

現在來看看這些有資格被稱為“國家之書”各自的命運，在徐繼畲開始編著《瀛寰志略》的時候，另一本時代鉅著《海國圖志》已經完成，初版50卷於1843年1月刻印於揚州。

這是一部大書，但顯然只限於在上層精英社會中流通。即便如此，已經不習慣讀禁書的守舊派們仍然對此橫加指責，結果此書只印刷了1000冊左右。

甲　上兵伐謀（6）

8年後，一艘中國商船駛入日本長崎港，日本海關官員從船上翻出了三部《海國圖志》。此書迅速流傳開來，成為奇貨可居的緊俏圖書。於是；日本不斷從中國“走私”和自己翻印；以至於《海國圖志》最後在日本出現了15個不同的版本；有的則“被官方徵用”。到1859年；同樣一部書價格漲了3倍。

佐久間象山，吉田松陰的老師，在讀到此書後拍案叫絕：“嗚呼！予與魏；各生異域；不相識姓名；感時著言；同在是歲；而其所見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謂海外同志矣！”《海國圖志》由是成為日本官員和學者共同研讀的一部“有用之書”。

半個多世紀後，著名漢學家費正清在談到這本書時總感到費解：《海國圖志》無論如何都是開眼看世界的一架望遠鏡，可日本人如獲至寶，中國人卻視如洪水猛獸，清朝的知識分子階層很少有人願意翻一翻該書。

從1840年到1861年，中國的文人學者寫出了至少22部介紹西方的著作。但弔詭的是，這些對西歐國家地理、歷史、政治、軍事、經濟都有所涉及的書沒有一本銷量超過1000冊。當時最流行的書是情色小說，傳奇演義。再看一本書，《幾何原本》，這是由官方刻定的科學書籍，只有100本。

後來，《海國圖志》竟然在中國絕版了，這令日本人鹽谷世弘也為之義憤：“……嗚呼！忠智之士，憂國著書，其君不用，反而資之他邦。吾固不獨為默深悲，抑且為清主悲也去！”

此時的日本，福澤繼續寫著暢銷書，《勸學論》開宗明義宣稱：“天未在人之上造人，亦未在人之下造人。”這句話好比神的啟示一樣，給封建桎梏下的大多數日本人帶來無比的振奮。很多人因受這部書的啟蒙，恍然大悟到個人的尊嚴，能在獨立自由的新天地間，獲得精神的解放。

這部書，如以每篇銷行量20萬冊計算，大約有340萬冊傳佈於日本民間。如此盛況，誠可用“洛陽紙貴”一詞來形容。

“我們要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福澤諭吉說，在不到3000字的文章中，他宣佈日本要與韓國和中國兩個相鄰千年的朋友絕交，因為日本要跨入文明世界之行列。諭吉興辦了一種不偏不黨的日刊報紙，稱為《時事新報》。他親自撰寫社論，“控制朝鮮論”、“瓜分中國論”、“日本脫亞入歐論”，主張日本必須為此不惜一切代價向東亞擴張。後來者木戶孝允、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明治維新三傑”）繼承了福澤諭吉的衣缽，並把它操作起來。

他譯著的書不勝列舉，前後共有60餘部，論冊數，計達一百數十冊。諸如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歷史地理、制度風俗等固不待說；就是天文、物理、化學，或是兒童讀物、習字範本、修養叢書等，甚至連簿記法、兵器